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本期主持：俞金尧（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主题：医疗/医学社会史研究新动态

主持人语

    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核心内容。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医疗/医学社会史研究，因其在内容上关注人类的疾病、健康这些切身相关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了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代表了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既介绍了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又有关于医学社会史研究中人文关怀以及医学专业性要求的思考，诸多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深化这一新领域的研究。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历史研究领域发展出诸多令人欣喜的分支学科，诸如性别史、情感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等。这些分支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理解社会的核心主题，如人口、环境、医学等。本文通过分析英国一家医疗基金会资助的医疗社会史研究项目，考察这些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所涉及的时间、空间、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希冀管窥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对中国如火如荼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或有启发。

    与历史学研究整体趋于碎片化相较，这些受资助的研究项目更倾向于以宏大叙事方式研究微观主题，诸如医学世界的形成、饮食与疾病演进、囚犯的健康、迁徙与死亡等。埃克塞特大学的乔纳森·巴里主持的项目《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近代早期的医学世界，1500—1715年》，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包括两百余年间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活跃的所有医生传记的开创性数据库，第一次全面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的医学实践的性质和影响。与此类似，来自都柏林大学的凯瑟琳·考克斯和华威大学的希拉里·马兰主持的项目《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囚犯、医疗保健和健康权益，1850—2000》，则正在调查150年间英格兰和爱尔兰监狱的健康风险、医疗干预和医疗保健，研究囚犯中精神疾病的高发率和监狱对囚犯包括成人和少年在内的精神健康的影响。剑桥大学的马修·汤普森和罗伯塔·比文斯则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与当下不同，近代早期的城镇和城市死亡率特别高，特别是对城市增长至关重要的年轻人和移民。他们主持的项目《迁移，死亡和医疗：城市化的长期流行病学后果调查，1600—1945年》就试图通过调查来解决城市如何和何时从“墓地之城”转变为健康之都。

    英国学者除关注“国史研究”之外，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殖民医学长期受到学术界推崇，但与传统的殖民医学相较，新殖民医学史不再单纯地着力于“殖民地”本土的资源，而是更多地关注地方社会/地方性问题对全球卫生的影响，关注前殖民地区对宗主国和世界/全球的影响。约克大学的桑贾伊·巴塔查里亚主持的项目《全球卫生的地方基础：南亚及其周边的初级卫生保健，1945—2010年》通过考察印度、斯里兰卡（旧称锡兰）和孟加拉国等国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为全球初级卫生保健运动提供一个全面的原创性的分析。斯科莱德大学詹姆斯·米尔斯主持的《亚洲的可卡因危机：南亚和东亚的制药业、消费者和管制，1900—1945年》项目，旨在阐释该地区市场的增长，聚焦政府的反应，跟踪供应和分配来源，确定亚洲可卡因概念的起源，进而为现代世界中药物和致幻药物的生产、消费和控制提供新的视角。牛津大学马克·哈里森主持的项目《隐形危机，被忽视的历史：1900年以来亚洲的疟疾》同样聚焦亚洲地区，指出亚洲严重疟疾的发病率被大大地低估了，该项目通过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疟疾科学家的合作，寻求与国家、区域和全球机构、政府和其他组织间的合作，旨在重新揭示这一被“忽视的历史”。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蒋熙德则注意到东亚药物继续被广泛地描述为“传统的”医学，这种标签自动地将东亚医学与现代生物医学和科学相对立。基于对这种假设和判断的不满，他主持的项目试图“超越传统”来研究公元1000年以来东亚医学实践的知识和风格。

    传染病的跨界流动甚或无国界带来全球卫生运动行为体必然多元，特别是跨国组织更是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将公共卫生史与国际机构的历史联系起来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世界银行是卫生相关项目的最大资金捐助者，可以说是国际卫生合作中最重要的机构。爱丁堡大学的戴维·斯里达尔主持的项目《经济注视：世界银行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影响》着力于研究世行在金融、理念和网络方面对全球卫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以及这项工作成功与否。其次，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是如何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如何影响卫生政策的制定。伦敦大学杰西卡·赖尼西主持的项目《不情愿的国际主义者：20世纪欧洲公共卫生、国际组织、国际运动和国际专家的多学科史》则围绕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如何塑造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展开研究，试图为20世纪欧洲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形式，以及医生、医学研究人员、救济工作者、公共卫生队、政治家、将领、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构建一个广泛的新视角。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冷战医学史、医学观念史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伦敦大学的丹尼尔·皮克主持的项目《隐藏的说服者？洗脑、文化、临床知识和冷战人类科学，1950—1990年》试图揭示冷战背景之下英美关于临床“心理控制”的辩论，以及其复杂的根源和全球影响。埃克塞特大学的马克·杰克逊主持的项目《生活方式、健康与疾病：现代医学中的平衡概念的变迁》研究了平衡概念的变化如何塑造健康生活方式的科学和临床模型，并关注平衡概念是如何结构化我们生活的方式。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亚利克斯·莫尔德主持的《让公众回归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在英国，1948—2010年》项目试图了解公众在公共卫生中的意义，谁在公共卫生中代表公众发声，公众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以及责任。同样来自该学院的马丁·戈尔斯基主持的项目《卫生体系的历史：观念、比较与政策》则试图通过比较方法来解释“卫生体系”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在历史上被应用的。

    如我们所知，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先天地强调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曼彻斯特大学的戴维·科比主持的项目试图探索生命科学、宗教和娱乐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埃克塞特大学的凯特·费雪和亚娜·冯克试图从源头上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人类性行为的科学研究，批评了迄今为止主流的假设，即“性学”作为一个清楚理解的、主要是医学的知识领域存在。相反，她们主持的项目《性学发明的跨学科研究：超越医学的性科学，1890—1940年》出于对排他性的医学方法的不满，使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来挑战现有的对性科学的生物解释，提出了一个跨学科的“性科学”的兴起的新叙事。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另一成功范例是文学与历史学融合，史学家一般强调情绪分离和情感约束在外科实践中的重要性，而罗汉普顿大学的迈克尔·布朗主持的项目《情感剧场：19世纪英国手术的情感景观》则指出，19世纪手术室的情感剧目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并涉及从恐惧、焦虑到怜悯、同情各种感觉，因此试图通过一系列历史、文学资料和方法探讨历史和当代手术中情感的作用。

    通过梳理上述医疗社会史研究项目，我们虽难以全面展现这一领域研究的全貌，但研究者们的主题选择、研究路径、跨学科的方式或可为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一个参照物。

    （作者：张勇安 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