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追赶与超越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结于社会分工，约瑟夫·熊彼特却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系统演进的直接动力，从而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创新方式：英国是世界工业化的先行国家，由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致技术革命，通过拓展世界技术的前沿领域，开启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代；相对而言，西方的德国和美国，东方的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它们是通过模仿先行国家的技术而实现技术追赶的。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大国，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走过了一条通过对外开放进行模仿创新，从追赶到超越的道路。

创新从模仿开始

    中国古代曾经有“四大发明”，科学技术曾领先于西方国家，居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在近代以后，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学习苏联技术、在封锁的夹缝中创新以及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地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外商投资办企业，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扩散效应，进行工业技术的模仿与创新。

    在模仿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改进形成适应性技术；第二种是引进外商到中国直接投资经营企业，通过干中学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第三种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典型事实：

    第一，中国大量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从1985年到2005年，中国引进国外技术的金额从93.93亿元增加到1559.95亿元，其中1995年达到1088.36亿元；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从57.44亿元增加到4941.64亿元，其中1995年达到3133.38亿元。2015年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263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

    第二，通过学习、模仿、消化、吸收和创新，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从1985年到2015年，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38件增加到1718192件，研发经费支出从102.59亿元增加到14169.88亿元；从1995年到2015年，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从13.4万篇增加到164万篇，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从6.78％增加到28.82％。《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29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居首位。

    第三，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发展，有一批重要产品的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中国的彩电、手机、汽车、造船和集成电路的总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48.8％、70.6％、25.0％、41.0％和90.6％，均居世界首位，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竞争力逐步增强。2015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1位，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2位。

    从三种典型事实中，我们可以描绘中国式创新的路径。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庞大，这是进行模仿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此后，中国的模仿创新取得了辉煌成就，科技水平和创新指数大幅度跃升。现在，中国重要产业和产品的总产量已居世界前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显然，中国式创新是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

三种典型创新模式

    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式创新的特征，我以彩电模式、汽车模式、高铁模式来比较分析，揭示各自的特点和优劣。

    中国的彩电技术，经历了从引进、模仿、改进到核心技术创新的过程。

    彩色电视机是一种大众需求的产品，拥有千家万户的需求，加上价格不高，容易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需求量特别大。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电视机在中国还是奢侈品。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以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引进发达国家的彩电技术和生产设备，主要是日本的松下、东芝和三洋的技术设备。1978年上海电视机厂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在随后短短的几年内我国共引进100多条彩电生产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彩电已经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总产量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彩电大国。经过一个时期的“价格战”，市场集中度增加，创维、海尔、海信、TCL、康佳、长虹等本土产品异军突起，基本上占领国内市场。中国彩电在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致力于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成功地追赶上发达国家。

    从中国彩电技术模仿和技术追赶的历程看，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从技术源头看，主要是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过程中进行模仿，不断改进功能和配套设备，并自主研发芯片和显示器，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第二，从竞争优势看，主要是依靠庞大的市场规模获得成本优势，通过“薄利多销”的营销方式取得优势地位，进而提高市场集中度；第三，从技术档次看，主要是瞄准国际上中高档技术目标，通过模仿创新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由于技术目标没有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随着彩电产业进入由传统的GRI彩电转向平板彩电时代，中国彩电产业又进入“重新追赶”的时期，海尔、创维等企业先后同德国、日本、韩国的企业建立研究所或实验室，联合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仍然处在自主研发的初级阶段，平板电视的显示器和机芯集成电路核心技术主要由国外企业掌控。

    中国汽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引进、模仿、生产到配套技术创新的过程。

    汽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还早于彩电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揭开了汽车工业发展的序幕。在那段时间里，主要依靠苏联的技术和援助，并对制造工艺和设备进行适宜性的改进，推出了国产的红旗牌轿车和解放牌卡车。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汽车工业进入合资生产的阶段，鼓励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联合投资建厂，主要有德国的大众、法国的标致、日本的铃木、美国的吉普。合作的方式是引进国外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生产。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汽车产业加快了国产化进程，在学习和模仿国外技术的同时，对汽车零部件产品和技术进行改进，主要是在内饰、外观和低端零部件等方面推进国产化，从而降低成本和增加适宜程度。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汽车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产量和销量迅速增加，我国进入汽车生产大国的行列。同时，有的企业开始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从2001年起，华晨、哈飞、吉利、奇瑞相继获得生产和销售轿车的正式许可，特别是奇瑞、吉利在自主研发领域迈出新的步伐，已经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汽车制造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有较大差距，核心技术仍然被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控制。汽车的关键技术有两项，一项是发动机技术，它解决动力问题；一项是变速器技术，它解决灵敏度问题。目前，我国的汽车企业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两项关键技术，国产汽车技术处于中端和低端水平。

    中国汽车的技术追赶显得比较迟缓，从它的技术目标、研发重点、比较优势和市场集中度看，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汽车技术引进主要瞄准中端和低端技术，引进和研发的技术档次比较低，从而导致中国汽车技术长期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生产高端汽车、中国生产中低端汽车”的格局；第二，中国汽车技术创新主要是配套技术的创新，致力于研发核心技术的企业很少，而且自主创新的速度很慢，已有的发动机和变速器自主品牌远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三，比较优势局限在低成本劳动力，组装和生产的汽车附加值低，企业赢利较少，随着人口红利的丧失，将缺乏可持续的竞争力；第四，地方政府竞争造成重复建设，全国大部分省市区都把汽车产业列为重点产业，汽车市场集中度不高，长期处于市场分割和分散经营状态，难以形成高层次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铁技术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过程，赢得了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成功。

    从世界范围看，高速铁路始于1964年的日本新干线，经过4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日本、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列车技术系统。中国引进高铁的时间比较晚，但是铁路建设的历史比较悠久，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76年通车的上海吴淞铁路，被称为“中国铁路建筑史的正式开端”；1881年建成的唐胥铁路，则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完整的铁路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同时中国还拥有高水平的铁路建筑技术。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研制的6轴7200KW和9600KW大功率电子机车，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机车产品系列，重载运输技术、轨道技术、通信和信号技术都达到或者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2004年开始，中国进入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高铁技术的阶段，在头型、转向架、断面和牵引制动上进行创新，成功地研制生产出新一代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中国用5年时间走完了国际上用几十年时间走过的路程，我们不仅掌握了完整的高铁技术，而且创造和刷新了时速350公里的世界纪录，目前还在继续向时速500公里的目标冲击。

    高铁技术的成功，标志着集成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标志着我们迈开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步伐。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中国高铁技术开始走向世界，2016年正式开工承建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项目，并且在逐步推进俄罗斯、美国西部、中巴铁路、泛亚铁路等海外高铁建设项目。

    中国高铁技术的引进模仿和集成创新，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着眼于引进国际前沿技术，高铁技术学习和模仿的起点很高，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的目标也很高，从而以很快的速度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充分利用中国铁路技术的前期积累，包括制造技术、建筑技术以及对高铁技术联合攻关的已有成果，这种长期积累的铁路技术能力，为消化、吸收和集成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依托中国的大国优势掌握技术引进的主动权，以市场换技术，并且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成功地组织了高铁关键技术的引进，从而推动了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通过集成创新实现自主创新。

    我们将彩电模式、汽车模式和高铁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差异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总的来说，技术引进和创新的路径不同，其结果也有所差异。第一，技术引进和模仿应该选择较高的目标，最好是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如前所述，汽车产业选择中低端的技术，导致长期的技术落后，到现在还是离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很大；彩电产业选择高中端的技术，学习和模仿的起点较高，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技术；高铁产业选择国际前沿技术，模仿和创新的起点特别高，推动高铁技术迅速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第二，技术创新需要前期的技术积累，这是模仿和创新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相对而言，中国铁路技术有雄厚的前期积累，模仿和创新容易取得成功；电子技术的前期积累也比较好，在技术创新方面比较容易取得成功；汽车技术的前期积累要差一些，技术创新的突破也困难一些。第三，中国彩电、汽车、高铁产业的发展，都是凭借了中国的大国优势。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拉动这些产业发展，但是高铁产业除具有市场规模庞大的比较优势外，还培育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因而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对于那些对国民经济增长有重要带动作用的产业，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机制，瞄准高水平的技术目标，组织专家队伍联合攻关，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在这方面高铁产业比彩电产业、汽车产业做得更好、更成功。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源泉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样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学问，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因此必然要考察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战略。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们可以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式创新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国属于工业化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后发利益，进行技术追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扩散效应，它由点到面地扩展和传播，最终使大多数国家受益。为此，西方经济学家在探讨后发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提出了两种假说：第一种是后发优势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也是发展的优势，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可以加快创新的速度，节约创新的成本，从而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往往高于先发国家；第二种是技术追赶假说，认为后发国家技术越是落后，它的发展速度就会越快，从而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技术后发优势，积极地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通过学习，模仿和消化、吸收，逐渐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中国的彩电技术，就是在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进行再创新，比较快速地接近了国际先进技术。中国的汽车技术，也是通过学习、模仿和生产、组装，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的高铁技术，更是在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快速地赶上和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后发国家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往往会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选择适宜的技术。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不仅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的时候，将考虑本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是劳动力充裕而资金匮乏，因而会偏向于引进那些适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变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就是较好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市场，使劳动力比较优势由潜在变为现实，中国的彩电技术，就是根据本国的生产要素状况，不断提高引进和模仿的档次；中国的汽车技术之所以瞄准中低端目标，不仅同本国人民的收入状况和消费水平相关，而且同消化、吸收的能力和条件不可分割，特别是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小规模的汽车企业不可能形成吸收和研发高技术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

    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大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形成产业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效益。大国的基本特征是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可以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进而支撑规模庞大的产业；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获得规模效益或规模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彩电产业和汽车产业都是依靠庞大的市场规模而获得成本优势，虽然在技术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但却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本土市场为依托，培育出规模庞大的产业；虽然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但却以低成本和低利润的方式生存，依靠“薄利多销”支撑企业的发展。从1978年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到1989年总产量达到1934万台，仅用10年时间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2015年更是达到16206.7万台。中国汽车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加速发展，到2009年总产量达到135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2015年达到2450万辆。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拉动因素还是庞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促进大国技术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通俗地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经济制度就是组织经济活动的规则。一种有效的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形成激励机制，推动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可以有效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在组织“大推进式”技术创新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地说，一般性产业的技术研发，可以主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依靠消费需求的引导和经济利益的激励；而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带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应该由政府组织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开展研发和创新。在20世纪中期，我国成功地组织了“两弹一星”的技术创新；在21世纪初期，又成功地组织了高铁技术的集成创新。高铁技术被称为“大国技术”，从需求方面看，大国拥有对运载速度和运载能力的更大需求；从供给方面看，高铁技术的研发和高速铁路的建造需要复杂的配套技术和巨额的资金投入；从组织方面看，这种复杂技术和巨额资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支持。我国政府在联合技术引进、整合铁路市场、统一对外招标、统筹资金投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铁技术的引进中，精心组织协调一致的“中国兵团”，由铁道部门统一组织对外谈判，统一向外国企业下订单，从而逼迫外国企业转让全部技术，并且节约了采购成本，既创造了商业谈判的成功案例，也树立了集成创新的中国典范。

    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以学习引进和消化吸收为重点的模仿创新，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和起飞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然而，正如经济学家纳尔逊所证明的：在模仿创新的过程中，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将由快到慢，保持“均衡的技术差距”。可见，后发国家要赶超先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必须从模仿创新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主要还处在模仿创新的阶段，与此相适应，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还处在数量型发展阶段，我国虽然拥有庞大的产业规模，但是多数产业仍然处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掌握关键技术，推动产业创新，进入国际价值链高端，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走自主创新道路是必然选择。

    （作者：欧阳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