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独特价值

一

    在色彩纷呈的地域文化研究中，“浙学”在省域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南的湖湘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安徽的徽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多侧重“文化”的展示，而浙江更关注浙学思想的发掘，更强调浙江学术思想的一脉相承及其独特性。那么，这种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浙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其价值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浙学是指浙江地区所孕育传承的学术思想，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宋元明清时期盛行于浙江的儒家学术思想传统。作为儒学谱系意义上的浙学，有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历史过程。“浙学”概念最早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特指浙地的婺学、永嘉及永康之学，并把它与江西、湖湘之学相对立，批评其太具“功利”“重史”色彩。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被归入浙学。清代大儒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首次明确地从地理意义上把浙学与洛学、关学、闽学并举，特指宋元时期浙江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之学。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在地理意义上把浙学分为浙东和浙西之学，并强调“浙东学术”具有经世史学与心性义理并重的特征。民国时期，梁启超、何炳松在继承章氏“浙东学术”的基础上，推出了清代“浙东史学”的概念，凸显浙学的史学和经世特色。总之，狭义的浙学，从时间的纵线大致可分为南宋道学、明代王学、清代史学三阶段，从空间的横线具体包括婺学、永嘉学派、永康之学、北山学派、东发学派、深宁学派、四明学派、阳明学派、浙中王学、戢山学派、姚江书院学派、浙东史学派等内容。20世纪以来，与浙学相关的研究者和传承者多把南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及清代的浙东史学当作“浙学最具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并不断深入研究。而广义的浙学，仍然以儒家学术思想传统为核心，只是在时间上上溯于汉唐甚至吴越，下及于晚清民国，即把王充、龚自珍、孙诒让父子、宋恕、章太炎、蔡元培、马一浮、鲁迅等人纳入浙学阵营，甚者还旁及与儒家关系密切的道、佛人物。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浙学的主干和核心仍是儒家学术思想，这点不能否认。总之，浙学渊源于古越汉唐，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现代，形成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想，涌现出一大批代表人物，从王充到范浚、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杨简、黄震、王应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王阳明、王畿、刘宗周、张履祥、吕留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甚至下至龚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马一浮等近现代学术思想大家。

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浙学不仅涵育了丰富的内容，而且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和价值。浙学精神和价值可以概括为“求实疾虚、批判求新、经世实学、崇义谋利、工商为本、良知心性、知行合一”等方面。

    “求实疾虚”的价值。王充提出的“实事疾妄”，吕祖谦倡导的“明实理、求实用、育实才”，最能体现浙学求实疾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批判求新”的价值。求实疾虚、实事求是必然蕴含着怀疑批判，怀疑批判必然蕴含着求新。从王充批判阴阳五行说到王阳明批朱子而倡心学，体现了浙学浓厚的批判求新色彩。

    “经世实学”的价值。要实用、要求新必然蕴含着经世实学的精神。吕祖谦、陈亮、叶适、黄宗羲均倡导实学。吕祖谦主张“求实用”。黄宗羲主张“经世应务”“经术所以经世”。“经世实学”思想注重实干，注重穷究史籍、以史为鉴来解决现实问题。

    “崇义谋利”与“工商为本”的价值。经世致用必然要重视事功利益。叶适讲义利兼行，主张“崇义谋利”，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崇义谋利”体现于经济活动便是重视工商。黄宗羲提出了“工商为本”口号，以批判“重农抑商”观念，为明代后期浙地活跃的商业经济正名。

    “良知心性”的价值。浙学重视事功利益，重视工商活动，但又不溺于功利经济，强调良知心性对人的提升作用，注重修身养性。故浙学主张心性与事功合一、义理与利益统一。

    “知行合一”的价值。良知心性的养成路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以“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并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得出“知行合一重在行”的结论，强调在“做中学，行中养”，即知即行，即行即知。

    总之，浙学“求实疾虚、批判求新、经世实学、崇义谋利、工商为本、良知心性、知行合一”诸多价值，相互关联，相互解释，共同构成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此价值体系可概括为心性与事功两方面，并与儒家“内圣外王”精神一脉相承。在浙学中，心性与事功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实质却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身上，呈现某种不同倾向而已。不能割裂浙学的心性与事功，因为浙学谈心性者必言事功，言事功者必说心性，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的宗旨是一样的。晚清学者林损对永嘉学派的评论对认识浙学有启发意义。林损说：“永嘉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谓心性者，经济之心性耳；非不习文章也，其所谓文章者，亦经济之文章耳。”“惟事功而无体，终亦必亡其用；惟心性而无用，终亦必丧其体，体用交丧，而人道于此尽矣。”不仅永嘉学派，整个浙学也是在心性、事功、经制、史学方面绾合为一的。若单独以经济、事功来审视浙学而无视其心性之学，无疑割裂了浙学的体用关系，不能对浙学有全面准确的认识。事实上，心性、事功、经制、史学四者的逻辑线是清晰的：即若要使心性义理行于社会人世间，就必须做治国平天下的事功；而要在不利的时局中做事功，就必须进行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而要制度改革，就必须在经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制；然拘泥于经学者常不适于用，又需研读历史以总结得失而寻求变通，于是通经制者必兼史学。如黄宗羲所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不管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黄震、王应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还是倾向于心学的杨简、王阳明、王畿、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辨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教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家思想的社会化，使儒家思想上达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下流为日常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每个人的良知心性。

三

    20世纪以来，浙学进行着批判性继承及创造性转化。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了批判，浙籍知识分子是这次批判运动的生力军。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对儒家礼教的等级性、压抑性、不平等性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扬弃，并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蕴育创造出浙江近现代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辛亥革命思想、红船精神、浙商文化，以及由此结晶而来的宁波商帮、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安吉生态、枫桥经验、乡村文化礼堂、新农村建设等实践，这些新时代的实践与浙学精神一脉相承。在一定程度上，浙江大地上兴起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浙学的创造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浙学精神的延续和体现，二者不相矛盾。若没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浙学的体现。

    进入新世纪，浙学价值和精神与时代观念更加契合。如浙学“求实疾虚”精神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契合。而“批判求新”精神可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社会建设提供助力。“经世实学”精神与当代“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号召相吻合。“崇义谋利”“工商为本”精神成为当代浙江经济发展重要的精神动力。尤其“良知心性”“知行合一”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并对全民道德教育、干部廉政教育和“三严三实”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阐发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2014年1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4年5月4日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勉励大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些讲话，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行合一”“良知心性”的深刻理解，对浙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作者：王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