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巴·布林贝赫老师

    【故人情】

    在迎来内蒙古大学60岁诞辰之际，内大人总会回忆起这所学校里的一些往事。我作为一名汉族教师，自1982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内大蒙语系工作，至今已有35个寒暑，在与蒙古族师长及同人的交往中，名诗人、学者、教授巴·布林贝赫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

    初在蒙语系工作没几天，布林贝赫老师便以系主任的身份召集我们这批77级的年轻教师开了一个短会。布老师的汉语简洁精练，风趣生动，讲话的内容是：77级学生产生于新的历史时期，接受过正规的外语教育，然而水平依然有待提升，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必须继续加强外语的自修。布老师说着说着突然激动起来：“绝不能让你们走我们这代人曾走过的没有外语的路！”然后他告知我们，要请外籍教师为我们有针对性地讲授外语，让我们每个人报一下自己所学外语的语种。我听了有些着急，我的外语该怎么办呢？做知青下到牧区10年，我丢光了中学时所学的俄语，上大学后，学校只为我们开设两年英语课，我又实在舍不得丢掉下乡10年间所学的那一点蒙古语。接近散会时，布老师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学这个语那个语了，干脆走蒙汉兼通的路吧。”我的心里顿时敞亮了起来。布老师的那一席话对我后来的成长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让我至今感念不已。

    20世纪90年代，作家出版社和中国作协部分领导来到内蒙古，要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蒙古语作家优秀作品译文集做总结，并且筹划下一次译文集的组稿工作。在那次会上，谈到了布老师的作品汉译问题，他回应道：“要翻译出版我的作品，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我的作品还需要时代和实践的检验，而我们蒙古族流传至今的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已经受了历史考验，是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今后组稿是否该考虑这一部分作品的汉译问题？汉译这一部分作品，比汉译布林贝赫的作品更为重要吧……”布老师的话，使我为之一震。在当时，不少蒙古语作家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汉语，甚至不考虑他们的作品质量。布老师在当时的环境中说出那样的话，让我感知到这位诗人、学者的胸怀，触摸到他为民族事业而跳动的脉搏。

    1997年，我下决心搞蒙古史诗的翻译，然而在翻译蒙古史诗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困惑，走了不少弯路。在苦恼和徘徊之际，我又一次有幸遇到了布林贝赫老师。那是秋季里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学校后花园的甬道上。布老师的身体已经不好，他变得更加消瘦，面色有些憔悴，可目光仍是那么深邃。聊起史诗翻译，他说：“你要特别注意翻译的准确性，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可读性而伤害到翻译的准确性，准确还是翻译的生命！”那时，我正为此事而纠结。关于史诗翻译的“信、达、雅”问题，学界至今众说纷纭，有人坚持认为，蒙古史诗的优美是第一位的，美才是翻译成功的要诀；也有人认为，译文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出史诗所反映的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内容，当“信”与“雅”发生矛盾，一时难以解决时，应当把“信”放在首位。布老师的意见，再次让我深入思索这一问题。经权衡，我决心要在翻译史诗时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宁为信欠雅，不为雅失信。”

    那次谈话以后，布老师搬离了内大校园。在听到布老师患病时，我赶忙买了一些他平时爱吃的奶制品去看望他。见到我，他很高兴，热情地叫我参观他的书房。整个书房舒适整洁，高大的书柜里排放着各种图书，写字台朴素大气。坐下来聊了没几句，布老师哽咽了，诉说着因身体不适而不能继续他的学术工作的无奈。作为晚辈，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我读懂了这位教育前辈、诗界泰斗的情怀，他是那样眷恋不舍，他还有很多想做而来不及做的事情。

    转瞬间，巴·布林贝赫老师已离开我们8年了。人们谈起这位了不起的师长、学者、诗人，总是反反复复议论他那些耳熟能详的业绩、驰名学界的著述，而我常常回忆起的，则是关于布老师的点滴“小事”，正是这些“小事”，让我感受到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学习继承的精神。

    （作者：赵文工，系内蒙古大学教授、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