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剧到戏曲

    隆学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这位出色的剧作家，在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品横跨川剧、京剧、话剧、黄梅戏、汉剧等剧种，代表作有川剧《金子》《鸣凤》、京剧《江竹筠》、话剧《河街茶馆》、黄梅戏《雷雨》、汉剧《金莲》等。尤其是他据曹禺话剧移植的川剧《金子》《白露为霜》和黄梅戏《雷雨》，成就尤为显著。

    在话剧《原野》中，曹禺先生讲述了一个“农民复仇的故事”，仇虎是这出复仇悲剧的男主人公，他的野性、生命力投射在粗犷的个性中。剧中的金子，则是一个深受压迫、充满欲望、性格丰富甚至诡谲，同时也具有草莽野性的女人。主要戏剧冲突在仇虎与焦阎王寡妻焦母之间展开，金子则是纠合众多戏剧矛盾的人物。作为一个“闭锁型”的话剧作品，仇虎与焦母、金子和焦母、金子与仇虎、仇虎与大星之间矛盾集中爆发开来，使这个戏一气呵成。

    1997年，隆学义先生将《原野》移植为川剧，由重庆市川剧院演出。川剧《金子》着重表现金子阻止仇虎的复仇行动，即欲以宽容去化解仇恨。从话剧《原野》的“复仇”主题，到川剧《金子》的“宽容”主题，在从话剧到戏曲的艺术形式变化过程中，剧本的主题立意、内涵内容发生了与之相应和也非常熨帖的改变。这部戏的成功，一方面是隆学义先生对戏曲结构把握的艺术功力，川味的醇厚、川人的智慧功不可没，同时演员精湛的演技和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塑造能力也至关重要。这部戏得到广泛认可和多种荣誉，主演沈铁梅也由此获得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并为她以后成功演出川剧《李亚仙》获得梅花大奖奠定了基础。

    2005年，隆学义受安徽黄梅戏剧院的邀请，将话剧《雷雨》移植为同名黄梅戏。黄梅戏多以女性角色为主角，《雷雨》则把男性角色周萍作为主人公，将戏剧矛盾围绕着周萍展开，繁漪、四凤、周朴园、鲁妈、周冲的出现，无不激发和表现周萍的人格与灵魂。话剧呈块状铺陈的戏剧框架被巧妙地构置为串联的“点”，将话剧写家族、写繁漪的视角，转向周萍这个人物。表面看起来似乎淡化了话剧中要强化的反封建的目的，实则剧作家将对社会制度的批判，隐藏在对周萍这个悲剧人物的解剖中。如果说曹禺先生洞察的是整个封建家族，隆学义则以悲悯的目光聚焦于封建家族中独特的个人，对这一人物进行更深入的人性挖掘。在川剧《金子》和黄梅戏《雷雨》中，隆学义借用“一人一事”的戏曲结构方式，具有现代意味——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看似单纯的一个又一个“点”上，展示激烈而深入的人性矛盾。黄梅戏《雷雨》在话剧的创作基础上，加深和丰富了对周萍内心世界的刻画。蒋建国因出演此角，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

    对话剧《日出》的移植，比前两部难度都大。话剧《日出》展示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画卷，涉及的人物众多。从某种程度上讲，话剧《雷雨》是写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话剧《日出》则是写一群人，写社会群体的悲剧式“狂欢”。面对话剧《日出》“形散神不散”的戏剧结构，隆学义采用传统文学中的诗画意象，来提纯曹禺原作错综的社会场景和人物脉络，一首小诗贯穿全剧：“芦苇花飞白，白露结清霜。清霜如女郎，女郎绿水旁。日出清霜化，清心泥土藏。”这种诗画意味将烦琐的人、事抽象溶解在“风花雪月”的意象中，蕴意深刻。

    在话剧《日出》中，典型的外部斗争是时起时落而迅速弥合的。例如李石清与潘月亭之间的斗狠，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他们的矛盾并没有被激化成全剧的高潮，给观众的是一种对社会世态的认知。话剧《日出》的情节，并不像在话剧《原野》或《雷雨》中那般互为因果，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也不像《家》中的鸣凤那样有“故事”。表面看陈白露的死是突然的，没有征兆和缺乏戏剧铺垫的，但通观全剧，陈白露的死是必须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人来送往”“没有明天”的虚伪世界中，陈白露没有希望。如此安排，是曹禺《日出》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戏曲作家所遇到的难题所在。川剧《白露为霜》的高潮在于陈白露的死，作为一个线性结构的故事，需要呈现出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逻辑关系。因而在川剧《白露为霜》中，情节设置为“沉浮在浊世中的陈白露，目睹少女东西的悲惨遭遇，救助不得；面对方达生苦苦劝告，却不能于宝贵享乐中自拔。最终她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单纯的故事是符合戏曲的表达需要的，但在对社会世态的开掘上，却未能达到曹禺话剧的深度，有些遗憾。

    但隆先生对曹禺先生三部话剧名作的移植，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可借鉴之处；一是戏曲舞台上移植剧目对戏剧创作规律的遵循、对不同剧种艺术规律的重视是极为重要的；二是移植改编之作的独创性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三是不同艺术体裁之间的差异是需要格外重视和警醒的。

    （作者：周津菁，单位：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