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绿色评论”鼓与呼

    古代中国的文学评论，是士人重审美感悟没有理性逻辑的诗话与点评；“五四”之后，理性思想成为其重要的本体性构成，而写作者则多为现代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的40余年，文学评论与国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血肉相连；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学院批评、作协批评、媒体批评为主流的文学评论则日益多了专业深度与传播功能。但没有评论者的生命温度，用预设的理论生硬切割整体鲜活的作品，与读者理解作品需求的日渐脱离，体制性、江湖气、圈子化却也时时为人所诟病。用各种方式对传播功能的强化，亦令人常常用怀疑的眼光来打量其对作品评价的真诚与准确。近来，一种新的文学评论基于自身生命对象化实现的需要，较少地受到理论、功利、时风的束缚与“污染”，自在自由地健康生长着。借用当下生态学的一个概念，可谓之曰“绿色评论”。吴言的文学评论集《灵魂的相遇》即是其中一例。通过这部评论集，或许可以一窥“绿色评论”的风貌。

    吴言服务于金融业，是计算机工程师。她从事文学评论，没有职业性的需要。借用她评论王安忆文章中的一个标题，《我爱安忆》，她从事文学评论，是出于对所评论者的“爱”。而这“爱”，是出于她来自血肉生命的精神对象化实现的需求。她之所以写作长文《向五十年代致敬》是因为在阅读中，“在这个不易感动的年代，史铁生的生让人感动，他的死也让人感动”；是因为“这是来自王安忆的感动”；是因为“感受到的是铁凝的真诚”而“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人都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他们身上有着其他年代人身上没有的特质”。而这一认识，又“在《你在高原》里得到了印证”，从而在“穿越这次长长的心灵之旅后，我感觉自己已然不同”。这是生命的相拥，心灵的相契，精神的对象化实现。

    正因此，吴言的文学评论，个体性色彩很浓，在她的评论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满着“我”的言说，她对作品的评论，总是随着自己实际阅读的过程而展开，从而让读者在阅读中，时时感受到评论者具体、真实的存在。譬如她对《我在高原》的评论：“读完全书，当我返回头浏览这十部书的时候，总是在第八部《曙光与暮色》停下来，忍不住再次进入。第一次如此，第二次还是如此……这就是知识分子曲涴和淳于云嘉的故事。”接着，作者由这个故事而展开了对全部作品的评析。但这“我”，依然不是外在表层的，而是来自吴言“这一个”的生命深处。她所评论的对象，总是与她生命中的精神需求紧密相关，如对五十年代生人，如对科幻文学，如对女性文学，而在对对象的具体评论中，又总是从自身的来自血肉生命的精神需求，来理解作品并构成与作品的对话。这是真正的“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这是真正的评论者主体的“在场”。

    吴言的文学评论，是倾诉式、对话式的，有着随笔化、散文化特点。这是其写作时自在自由心态的外化形态，也是建筑在吴言阅读大量作品之后所养成的对作品敏锐、深刻的审美感受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文学评论方式，远承中国古代文学评论重审美感悟的传统，近接李健吾印象批评的流脉。目下一些文学评论作者，不在大量阅读经典名作上培养自己的审美感受能力，而是急于学习一种时尚的批评方法，或者接受一种时尚的观点，然后以此操刀对作品作生硬的切割。这是物的挤压技术对人文的吞噬在文学评论领域里的典型体现。在这种挤压与吞噬下，文学评论成了没有“文学”本质属性的评论，文学评论者成了不在场的缺席者与“他者”。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吴言的文学评论颇具现实意义。

    学术性不足，理论性较弱，是对此类文学评论的集中批评。而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文学评论，其难点是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将所评对象给以价值定位，在于将学术性理论性内化为作者的审美感受。吴言在这方面是有着自觉的认识与追求的。譬如她是在科幻文学的大背景下来把握、评论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作品的：“某种程度上，科幻文学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文化中蕴含的技术含量。科幻文学……在美国仍然枝繁叶茂，影响遍及全球。法国的科幻文学已经没落，英国则在平淡中延续着。俄罗斯（包括苏联）创造了独立于美国科幻体系外的自身的科幻体系，日本的科幻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中国产生过影响，虽然有起落，但一直比较发达。”

    作为非专业性、脱离了功利性生存与物质性生存的“美的创造”的“绿色评论”，在将来有着怎样的发展，在文学评论领域又将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现在还无法作出准确的预判。但它对中国当下文学评论甚至人文生态的积极意义，对矫治中国当下文学评论弊端的现实作用，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要为“绿色评论”鼓与呼。

    （作者：傅书华，单位：太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