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器之贵

    【周四书话】

    我的《资治通鉴》，16开，两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书局版国学整理社拼合缩印断句之清胡克家覆刻元刊本。虽是新印本，插架20年，纸页亦已泛黄。那时我十几岁，在店里摩挲过几次，37元，对一小孩儿而言实在不算少。到决定买时，却售完了，但一中年店员说：“库房还有！”于柜上交了款，换张“书款已付迄”的条子到西郊新华书店书库自取。也见彼时出版物尚少，而国营书店亦有服务读者之精神。以后又买了同版本的《续资治通鉴》及《明通鉴》，但字更小了。

    这世界书局缩印本比中华排印本便于翻检，但不能捧读不宜携带，算是各有短长。少年时读书荒率，说是已“通读”，其实典章制度地名僻字何曾一一检核，岂止囫囵吞枣，直是不辨鲁鱼。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日久都模糊了，倒是“汉纪”中一个细节一直记得：

    昭帝少年即位，大将军霍光与秺（音杜）侯金日磾（日磾音密低，匈奴人）受武帝遗命辅政。日磾死，其长子金赏袭爵。赏的兄弟金建，与昭帝似有断袖之谊，“略同年，共卧起”，昭帝颇想让建也获封侯，遂同霍光商量：

    “‘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霍光）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资治通鉴·汉纪十五》）

    ——“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其荒唐实不减于后来的“何不食肉糜”。国家名器，至为重大，主政者必须爱惜慎用，绝不能以私心而滥与，致其减色；降及个人，则是爱重名节，不以阿世媚俗邀誉。友人某，持论谨慎，口中轻不称许，常被责曰“苛求”“吝于赞美”，其实伊偶对某人某书示以推重，我细验之，莫不平允——但当今之世，依违风行，持议谨严者自不易被人理解了。

    昭帝幸而尚不算太昏，知道斯时权柄在太后与霍光而不在己，没有替金建胡闹力争。他的继任者昌邑王刘贺就甚不清醒，《通鉴》称刘贺“狂纵”“无节”，受命仅27天，即被霍光秉太后诏废黜。近年刘贺墓被发现，幸未遭盗扰，首都博物馆去年曾办一特展，随葬特多者，是各式金子及铜钱，堆积耀目；兹外礼、乐、食、酒诸器，数量门类虽广，制作皆粗，艺术上实不足道，亦见他终其一生，亦庸鄙唯知聚敛而已。

    今天街坊来闲谈，提起某学人又出了本“讲录”。这人标榜“国学名家”，但何曾通一经一典，累年絮絮者，都是些“宁开罪君子勿得罪小人”之类的庸俗处世学，虽然学术宜通俗，却不免鸡婆太甚。但居然信徒众盛，且一称其名必缀以“大师”，吾心甚恶之。方今之世，“老师”已成发廊小哥官称，“大师”则归江湖术士专用——这固然不足以称“滥用名器”，但总觉轻佻可厌，既非尊重，亦不幽默。夜检《通鉴》，有感于兹，遂尔记之。

    （作者：沈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