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史不著当代

    【读书会】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时常会想起，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那些熟悉的拉美作家们情况怎么样了？然而，相关的资料太少。后来得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编纂工作的启动，于是他一直催促着负责拉丁美洲卷的主编郑书九，快些，再快些。

    历时约十年，包括拉丁美洲卷在内的十卷本“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以下简称“丛书”）终于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金莉主持，外语院系师生共同参与。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多年来完成的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首套外国文学纪事丛书。日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丛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众多专家学者参会并探讨“丛书”内容，光明读书会摘取其中部分精彩内容，供读者品评。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陈众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丛书总主编 金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丛书俄语卷主编 张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丛书英语卷主编 张中载

缘起：我国首部外国文学纪事丛书诞生

    金莉：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当下国内的外国文学基础研究很薄弱，在高校的一系列评审制度中，仍然是写学术论文多，做基础资料性研究少。由此，我想到可以发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优势，做一些外国文学的基础性研究。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顺利获批。

    “丛书”在设计之初，申报了13卷，但实际情况困难重重。比如有一卷，没有人能承担这个项目；再比如埃及卷，我们到了埃及图书馆才被告知，只能手抄，不能照相，不能复印，资料有些也无法带回，最终只能遗憾放弃；还有保加利亚卷，这一卷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去世了，而全国范围内，保加利亚语种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有，而且只有两三个人，带头人去世了，只能终止。最终，我们做了调整，确定下来十卷。

    “丛书”以时间为线索，按国别、地区分卷撰写，系统梳理和介绍了20世纪最后20余年间，德、俄、法、拉美、罗、美、日、泰、西、英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发展历程，评介了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并包含了对于外国文学发展态势和规律的综合评述。

    张中载：“丛书”的问世，无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史上一件可载入史册的里程碑事件。

    过去百年间，我国外国文学的研究步履进展较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是外国文学的译介，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尚未形成气候。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苏联文学之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是20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当时间已经步入20世纪70年代时，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未与时俱进。

    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论述当代外国文学的专著出版。如1994年王佐良、周环良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1996年的《当代英国文学》，以及1998年瞿世镜等人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而这些都是英国一国的当代文学研究。像“丛书”这样涵盖近30个国家的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版，在我国尚属首次。

    1980年至2000年，是全球文学文化转型和变化的时间节点。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影响广泛的英语文学率先打破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大大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举两例为证：

    一是英国人伊恩·弗莱明的邦德惊险小说以及依此拍成的“007系列”电影，从20世纪60年代起风靡世界，至今不衰，并走进了美国大学的文学课堂，与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一样，成为文本分析、讨论的对象。

    二是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出人意料地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认为他对美国民歌传统作了“诗意的表达”。迪伦的获奖，说明当今文学的疆域已经扩展至歌词，甚至摇滚音乐歌词。

    “丛书”是在我国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用新思想、新视角编写而成的，立足于新世纪，对20世纪最后20年多国、多地区的文学作全景式、多视角、多维度的梳理、分析、总结和评论。“丛书”反映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既尊古又厚今的兼收并蓄，扭转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长期厚古薄今的偏向。

特点：披沙拣金 取精用弘

    陈众议：所谓“史不著当代”，况且文学之流浩荡，截取其20年之断面，进行梳理，汇集过百同人的心血，历时十年告竣的这项纪事工程，着实可敬可佩。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人文情怀与技术理性，尤其是资本逻辑与文学传统的激烈碰撞之中，如何冷静、客观地面对世界文学纷繁复杂的现状与走向，不啻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学术难题。

    此外，2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长不短，“丛书”既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又要披沙拣金、取精用弘；否则必将是一盘散沙，不能提供借鉴、为我所用，这无疑是对编撰者的巨大考验。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首先是为了强健我们文化母体的拿来，“丛书”又将在哪些层面上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产生作用？这是我所能想到的话题或问题，但是面对卷帙浩繁、内容如此丰富的一套“纪事”，我不能轻率地对前面的话题妄下结论。

    在认真阅读“丛书”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列数以下几个第一：它是中国学人第一次近距离对当代外国文学的一次较为全方位的扫描，所涉众多东西方重要语种、国别；它也是中国学人第一次在缺乏或相对缺乏历史积淀和外国同行评定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完成的一次界定性爬梳。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梳理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可谓既是词典，也是史书。

    张建华：“丛书”是一套面向广大高校师生、研究人员的资料性工具书，还体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学术品格。它的特点非常鲜明，主要表现在：

    其一，广阔的地域性和文学资料的第一手性。“丛书”是跨国度、跨文化的关于20世纪最后21年外国文学的中国之旅，是编者对包括东西方文学在内的十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创作、批评、理论、事件的翻译、思考与阐释，它在国别与地区的涵盖性上是此前绝无仅有的。它是编者与外国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的一次全方位、有深度的文化对话。更难能可贵的是，读者看到的都是编者阅读第一手原文著作的感觉。

    其二，文学史料的宏富，言说对象的包容性、丰富性。以其中的《俄罗斯卷》为例，所涉及的史料中有小说432条，诗歌194条，戏剧129条，批评理论133条，大事件235个。全书涉及的作家、批评家达493个，不同体裁的作品达1376部（篇）。它充分涵盖了俄罗斯文学20世纪末最后两个十年的创作全貌。而这两个十年，用俄罗斯人的话来说，这是俄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乱世”。此间社会发生了变革，文化经历了转型，文学更是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状态。“丛书”名为“文学纪事”，但远不是简单的“记事”，它充分呈现了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各个重要节点，揭示了具有思想家品格的俄罗斯作家们对民族历史文化乃至关于人类文明变迁的思考。

    其三，“丛书”言说方式的朴实性、直接性和学术性。“丛书”十分厚重，却不是一本艰深的学术书，无论是文学创作部分，还是理论批评部分，都是基于对创作本体的考察与省思，是以具体的阅读、分析为书写对象的。

    综上所述，“丛书”将为我国当代外国文学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留下弥足珍贵、影响深远的学术史料，并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研究思路。

意义：既是重要史料，又是学术反思

    金莉：“丛书”为“编年式”的大型文学百科工具书，按照时间顺序写成。每卷的编排由正文、综述文章、附录和索引四部分内容组成。其中正文部分以年度为单元，按“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和“重要活动与事件”分类编排词条记述。附录分别介绍了各国主要的文学组织、文学杂志和文学奖项，这为使用者提供了外国文学研究中难得的信息。“丛书”最后附有作家姓名和作品名称的中外文索引，以方便读者进行查阅“当代外国文学纪事”各卷所评介的数百部作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实用意义。

    张建华：“丛书”的出版让我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两点感慨与思考。

    首先，一部鲜活的外国文学研究史，不应该只是由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术大家组成，还应该有能够反映文学创作整体面貌、体现文学发展历史沿革、揭示学术发展思路的诸多细节材料构成。以《俄罗斯卷》中的批评理论板块为例，从1980年谢列兹尼奥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必要性》的发表，到1983年获国家文学奖的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的问世，围绕着这位世界级文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那些经典作家被重新认知的思想历程。掌握文学历史资料，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史料和细节，是任何文学研究类别的基本前提。

    其次，如今很多高校都仅仅用论文、专著的数量，以及所发表杂志的等级高低、排名先后，来考量教师的学术成就。然而，“丛书”的完成传达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安静与“拙朴”的取向。它的编写是一个不计名利、不追求效益、完全看重学术价值的基础性工程。

    最后，必须承认“丛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仍缺乏敏锐，偶有失漏，需要打磨。比如《俄罗斯卷》中网络文学的缺失，就是对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整体性描绘的一种缺憾。这与我们的学术视野、理论水平有关，还与我们从事这项学术工程的经验不足有关。只有更多学者投入到这种学术基础性工作中，才能形成更多、更好、更成熟、更系统的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李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