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诵训与瞽矇

    《周礼·地官·诵训》中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根据郑玄、孔颖达、孙诒让等人的注解，大致可知“诵训”是为君主讲诵四方古史中所载历史故事以及各地风俗、忌讳等的官员，王巡守四方时跟随身边。《说文》：“诵，讽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成均是教育国子的地方，“诵”就是大司乐教育国子的乐语中的一种。“讽”“诵”都是背诵之意，“讽”是节奏铿锵的诵读，而“诵”则近似于引喉清唱了。“诵”虽然有抑扬顿挫之美，但不同于歌。俞平伯在《诗的歌与诵》一文中说到，“诵”是“打起调子来念，他的用途大半在箴规”。“诵”没有和乐的音律，更注重表达深层蕴含的讽谏之义。

    先秦时期，“诵”常常用在朝廷和民间的各种仪式中。在庄严神圣的朝廷诸多礼仪中，“诵”是传达天子旨意的方式之一。《吕氏春秋·重言》记载：“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通过反复的“诵”的方式，颂扬真善美，鞭撘假丑恶，是先秦时期贵族阶层试图改善人心的方式之一。正如《国语·晋语九》说：“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除了上层贵族以诵来训戒，下层民众也会通过诵来表达心声。《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舆人诵”，《国语·晋语三》有“舆人诵惠公”。舆人是士兵或役卒，身份低贱，他们感事而发，以诵的方式表达心声，抒发对上层的强烈不满。但要说明的是，早期的“诵”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战国策·秦策五》记载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早年在赵国作人质，在吕不韦的策划下回到秦国，秦孝文王让他“诵”，他说：“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可见诵须师傅教学然后才能掌握。口语之“诵”，既有雅言的，也有方言的，而且诵者本人在表述时不同的音色、音调、语气、节奏等，会造成各异的效果，这些都是丝竹相和的歌唱所不能代替的。

    “训”在《说文》中解释为“说教”。《诗经·大雅·抑》曰：“四方其训之。”《毛传》解释说：“训，教也。”《国语·周语上》曰：“纂修其绪，修其训典。”韦昭注：“训，教也。”《尚书》中，“训”通常解释为训教政令，《盘庚》载：“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是君主对臣子的训诫。训也是文体名。孔颖达言《尚书》有十体，训是其中之一，《伊训》《太甲》《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都是训类文体。

    《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说：“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和《周礼》中的表示官职的名词性质不同，此处“诵训”作动词。诵训之义即诵志以训，以诵的方式来训戒。乐师、史官、瞽矇都具有训戒的职责。

    先秦时期行使诵训职能的还有另一类重要官员——瞽矇，他们是先秦时候的乐官，也是历史的重要传播者。《周礼·瞽矇》记载瞽矇的职能是“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郑玄注：“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也……以戒劝人君也。”是说瞽矇通过诵诗来劝谏君主。《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工，就是瞽矇等乐官。天子通过乐师作诗歌、瞽矇诵读箴谏等一系列举措，以补察政治得失。《国语·晋语六》也记载：“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是说古代天子要听取民意，命瞽矇等乐官在朝中诵谏前人的箴言善语，让各级官员采诗献诗，使自己能够保持警醒不惑。

    周代的瞽是庞大的群体，《周礼·春官宗伯·叙官》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视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总数达三百人之多。由于瞽目盲，行动不便，所以一个瞽配一个视瞭协作，这样视瞭也就有三百人。诵训就没有那么多人了，只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八人”，不足二十人。

    瞽矇和诵训都是以诵劝谏君王的，《尚书·酒诰》载周公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他认为民众之口传递的是百姓之声，应该广泛吸纳，以此为鉴，杜绝后患。周公不仅将诵训之劝谏有效执行，而且还纳入了职官制度体系，后来的君主也纷纷效仿。同样有诵志以训职能的还有训方氏、撢人等，这些官员的设置说明广开言路、疏通上下、积极纳谏，是当时周代领导人所采取的重要措施。通过言人主之得失来避免政治上的错误，对君主的言行进行监督、纠察，并将其制度化，是对纳谏的具体落实，也是对言官的保护。

    那诵训和瞽矇有何区别呢？诵训所诵多是历史掌故，瞽矇所诵多歌谣体。韦昭《国语》注：“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是说瞽矇通过诵诗来劝谏人君。除了歌诗以外，瞽矇还要在重大祭祀场合中演奏乐器。《诗经·周颂·臣工之什·有瞽》就记载了瞽矇在宗庙祭祀活动中演奏的宏大场面。

    商朝重鬼神，在重大祭祀活动中，商王以祭祀首领的身份向先祖、神灵报告，并发布政令，这一系列的活动都要在宗庙中进行，以显示其神圣性。所以，神职官掌管着祭祀、册命、占卜、制历、典礼、记录历史、制定典章制度等，掌握了重要的话语权，甚至在国家军事、政治大事的决策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朝重人事、轻鬼神，官员管理制度较商朝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政事官和神职官有了分化。根据西周金文记载，西周的官制可以分两类，一是太保、太师为首领的卿事寮；另一类是以太史为首领的太史寮。虽然权力有了分化，但是太史寮仍然掌握着行政大权。太史寮治理历史、天文、宗教，又兼管秘书事务，文职与神职兼领。到了春秋时期，宗教神职官员已经很少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商议与决策，只负责一些国家重要典礼，有时也会充当司仪。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魏玮，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