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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7日 星期六

    成为杜甫的知音

    ——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谈《杜甫全集校注》整理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7日 05版)
    《杜甫全集校注》书影 资料图片

        【今天我们如何整理古籍】

     

        1978年初,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启动。1991年,属稿将半,萧涤非溘然长逝,校注工作一度停滞。2009年,此书编纂重启,2014年终于出版。这部历经三代学者36年努力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被学界视为杜甫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在6月16日获颁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杜甫全集校注》终审统稿人、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向记者讲述了30多年来参与此书编纂的甘苦。

     

        记者:《杜甫全集校注》有680万字的庞大体量,在30多年的整理历程中,您认为哪些地方整理难度最大?吸收了哪些近年的研究成果?

     

        张忠纲:杜甫被尊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在古诗词中,杜诗注本最多,在宋代已号称“千家注杜”,而且诸家诗话、杂著也多涉杜甫,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光是我们搜集到的杜诗注本就有200多种。在这种情况下做杜诗的整理,需要博观约取,去芜存菁,即使是具备很强鉴别力的学者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再是杜诗多引经据典,一般人难窥其奥。黄庭坚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王直方说“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还有人说“注诗最难,注杜尤难”,要精确地注释杜诗,阐发诗意,确非易事,非亲历者不能知。

     

        近二三十年来,杜甫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可谓硕果累累,新见纷呈,特别是对杜甫诗文所涉人名、史实的考辨,更是我们所应汲取的。《杜甫全集校注》主要依据我所主编的《杜甫大辞典》及新近重要发现,对杜甫诗文的编年进行重新调整和编次。比如,过去的学者大多对杜甫行踪遗迹未做全面而系统的实地考察,故昧于地理,编次失当者,时而有之。《杜甫全集校注》依据最新研究和实地考察而调整的篇目,约占全集的五分之一。

     

        可以说,《杜甫全集校注》不论在体例的周详完备,注释的详确精审,还是搜罗资料的丰赡,体制规模的宏富,都大大超过了此前著作。

     

        记者:如您所说,对杜甫集的校注既繁且难,萧涤非先生去世后又遇到不少波折。你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完成这项艰苦的工作?

     

        张忠纲:萧涤非先生曾说:“对于治杜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甘苦的,都是甘,不以为苦。研究杜甫是一种乐趣。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而先生就是一个肯为杜甫“卖命”的人。他86岁高龄仍手不释卷,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手不停批地审阅我们的样稿。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执着精神,使我刻骨铭心。

     

        萧涤非先生曾郑重地对我们说:“杜甫晚年写过一首《南征》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这里又用得上杜甫早年的两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应当有这个气魄。”没有亲眼看到《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我之所以下决心完成这部《杜甫全集校注》,就是要对得起先师,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杜甫。我在《统稿后记》中说:“‘诗卷长留天地间’,先师亦可含笑九泉,吾愿足矣。”

     

        记者:从《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几代学者的学术传承。扩展来说,您如何看待像《杜甫全集校注》这样的古籍整理著作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这样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附录完善的新校注本,是三代学人历经36年磨砺而成的。这种严谨扎实、孜孜以求的学风,对学术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其意义恐怕更胜过《杜甫全集校注》本身。所以我在《统稿后记》中说:“注杜之艰难曲折,犹似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注杜是炼狱,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可以检验人对学术的赤诚。”

     

        杜甫是诗人,又是思想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1300多年来有那么多人整理、研究他的作品。《杜甫全集校注》的编撰出版和它连续荣获学术大奖,必将推动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我想,只要认真学习前辈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认真读一读杜甫等古典大家的作品,人们就会心生感动,由感动而热爱,由热爱而行动,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也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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