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类招生改革之路通向何方

    2003年9月，刘琛（化名）以湖南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成为“大类招生”实验班的一员。

    “当时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能干什么，于是换了很多专业。先去学物理，却败在了数学上。后来去学金融，也不喜欢，然后又跳到政管，这个时候已经大四了，频繁换专业让我只能延期毕业。拍毕业照的时候，每个人都跳起来扔掉头上的帽子，我延期毕业，没有帽子，在一群快乐的人中，格外寂寞。”刘琛说。

    刘琛不断辗转的学业之路，虽有点异乎寻常，但不失为大类招生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从21世纪初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开始，大类招生逐渐揭幕。改革铺开之后，个人选择的自由与迷茫，制度创新的空间与界限，社会效果的权衡和取舍，都通过一次次的实验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逐渐展现出来。支持者说，大类招生凸显通识教育，更有利于才能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者称，大类招生强调“大”，却失于“专”，反不能人尽其才。十几年大类招生得失几何？在2017年高考结束不久，考生填报志愿前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高校招生的必然选择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考试办公室主任胡向东认为，采取大类招生的方式是高校的必然选择。

    “我记得2014年曾有一个调查，关于大学生对所选择专业的态度，数据显示，近50%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大类招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让学生和高校能共同成长。”胡向东说。

    大类招生还承担了学生成长的缓冲和过渡功能。“不少高中生对专业的了解不多，在高校前两年的通识教育后，更容易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所在，否则，他们专业的选择几乎可以说是‘盲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

    大类招生也是高校招生日益激烈的客观需求。“大类招生对高校的触动更大，越来越多的高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课程质量，提供更多通识课程和组合课程。这对学生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胡向东说。

    除了减少盲目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马进喜认为，大类招生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权。“经过一年的大类培养，我们将根据学生学习兴趣，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专业学院继续学习，二年级结束时才在专业学院内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此外，如果此后的学习年限内专业兴趣发生了改变，学生仍可进行专业转换。这样的灵活选择能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更多思考。”

给学生试错机会

    尽管有灵活高效、通识培养等诸多好处，但是，在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的眼中，大类招生却是个“无奈之举”。

    “这是被目前的中小学培养制度和单一化的高考评价体系逼出来的。单一的知识考试，挤压了学生发现自我特长的机会。”储朝晖说，“曾经有人咨询我应该报什么热门专业，当他询问学生的优势和爱好时，对方却一脸茫然。我们的现状是，大部分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这时候，大类招生这样的方式无疑给了学生一个缓冲，一个发现自我的机会，也给了他们试错的机会和可能。

越来越多高校的共识

    回到开头那个故事，“发现了自我”后的刘琛后来考取了剑桥大学的硕士、博士，如今已经在香港大学获评了副教授。大类招生的实验在他身上可以说是成功了。

    十几年历程后，尽管有现实的无奈和困境，但当它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共同选择，一定有其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应然与必然。

    大类招生如何更趋完美？

    胡向东认为，高校应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大类招生的考验。“国外高校的课程组合更灵活，我们还需要更好地提升课程质量，给学生更多选择。”

    储朝晖表示，应该把培养方式前移，“应更多地在高中开启大学先修课、职业生涯规划课等，让学生尽快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

    程方平谈道：“大类招生也不宜搞‘一刀切’，不少高校把通识和专业分割得太清楚了，要么是‘大通识’，进入专业的时间比较漫长，要么是‘大专业’，通识教育的时间少。我觉得，可以适当做一些‘小通识’的实验，更好地兼顾通识和专业，让大类招生更趋完美。”

    （本报记者 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