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那一份浓烈的爱

    将郁达夫先生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搬上戏曲舞台、改成淮剧的想法已有好几年了，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在于小说情节心理描写居多，外化行动十分有限，这是戏剧最为忌讳的。再就是这两篇小说具有郁达夫先生独有的风格和味道，既然选择把它搬上戏曲舞台，若是因为要增强可看性而破坏原有的文学味道，我是不屑于那样做的。

    我做了16载的淮剧编剧，始终有一个遗憾，就是除却古装戏外，竟然没有一部渗透着人文积淀的现代戏，更没有一部去表现弄堂生活的淮剧。我深深地知道，创作取材于郁达夫先生小说的一部戏，一定是对于淮剧风格、样式，甚至于题材上的一次大胆开拓和突破，对于一个年轻编剧来说，更是一次挑战，因为这部戏不仅要传承原著的文学性，同时也要有强烈的生活质感，它有别于传统剧作的结构、冲突设置、人物塑造等，它必须是符合郁式风格之下的戏曲作品，这是我作为编剧必须做到的。在文本上的难点，将来也会成为二度呈现上的难点，更会成为演员在表演上的难点，因为情感的分寸感将是对演员演技的一次极大考验。同时，它将来也可能是一部饱受争议和质疑的戏。几年来，我始终在纠结和酝酿中度过，空闲之时，便每每想起这一份创作的初心。

    小说中那个屡屡搬家、落魄的小知识分子“我”、烟厂女工陈二妹、黄包车车夫、车夫妻、房东老朱、烟厂工人等人物始终纠缠着我，随着时间的堆积，在我的脑海中竟渐渐清晰起来，我想让他们搬进坐落在上海邓拓路上“日新里”对面那条贫民窟弄堂“德华里”，我想让他们成为生活在一条弄堂里的、“紧挨着”的街坊邻居。于是我把原先《春风沉醉的晚上》中那个流浪小知识分子起名为慕容望尘，把《薄奠》中的黄包车车夫起名李三，车夫妻起名为玉珍。我坚信，那群生活在弄堂里的贫苦工人是适合淮剧去表现的，他们身上的生活质感是淮剧最擅长来体现的。他们虽然饱受生活的贫苦和磨难，但是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并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许，换句话说他们身上洋溢着最朴实的、对生活不低头不认输的劲头，并携手相帮。那便是一道耀眼的“春光”温柔地击中了慕容，使得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过好几次家的他从寒冷中渐渐苏醒了过来、振作起来，并决意教每个人识字读书，带领他们走出弄堂；对于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来说，当慕容夹着一叠书本走进弄堂之时，他们就看到了“春光”，他们不能想象会有一个知识分子走进“德华里”；慕容从一个旁观者到走近他们，融入他们，和他们之间的情感由相互同情，渐渐发展为相互依偎、慰藉，直至发自内心地想要帮助他们。

    在小说的基础上，我适当地增加了情节，但加得十分谨慎、节制。我让住在一板之隔的慕容和二妹充斥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淡淡哀伤——一个是父亲过世，在上海无依无靠的烟厂女工，另一个是留洋回国、专门翻译俄国小说投稿给杂志、却总也发表不了的小知识分子。当慕容在弄堂救下遭工头纠缠的二妹，二妹为饥肠辘辘的慕容送来了馒头时，两人第一次走近对方；当慕容看到同样贫苦的二妹伸手帮助邻居车夫李三一家，二妹的那一句口头禅：“不怕，一切都会好的”，深深地温暖着慕容那颗已然冷却的心灵；在车夫李三遭遇客人赖账、遭受毒打之后，慕容用那双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的手在大雨瓢泼中去帮李三拉车，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觉醒。陈二妹追出弄堂，在雨中对慕容说道：“你这双手是握笔的、拿书的，怎么能拉车呢？”而慕容激动地回答她：“可我这双手挣不来钱！”之后两人一段戏曲化的拉车表演，将两人细腻的情感抒情地表达了出来；二妹为了买那一本发表慕容翻译文章的杂志《长夜星光》而遭受到工头阿贵的欺侮；慕容因为李三的死而触动，第二次觉醒，上坟祭奠。

    在剧作上，我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表现两个小人物在两个不同时空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当二妹为保全慕容而决意离开上海时，两人终于坐在了一张桌前吃饭，二妹流着泪冲着慕容终于叫出了那一声“哥”，慕容心痛欲绝；几年之后，淞沪战争爆发，当慕容再次回到“德华里”时，“德华里”早已成了废墟，而慕容却在幻景中又一次看到了二妹、李三、玉珍、老朱等人在给他包馄饨，并热情地招呼他——这个抗战的氛围，我想应该距离郁达夫先生更近一些，因为他曾经写下过“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抗战而牺牲”的字，并最终成为了抗战的革命烈士。可以说，这个结尾我是为先生而加上去的。

    （作者：管燕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