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桥上看世界

    【国学漫谈】

    哲学是源于现实自然和现实社会，而又超然于现实，并贯穿于现实之中的，犹如连接此岸和彼岸的桥梁，是基于此岸和彼岸之上，又贯通于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构造了一个哲学桥梁，并站在桥上看自然和社会。我们往往总能视不同需要凝练出不同的属性，用某一关联并生的属性来概观划分整体世界：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灵与肉、宇宙存在与价值伦理等等，并从上下、大小、远近、轻重、南北、东西等常识性属性，延展到感性和理性、整体和部分、归纳和演绎、综合和分析等认知属性，以及好与坏、善与恶、苦与乐等价值属性。

    我们可以把哲学之桥简单划分为三个区间段，站在靠近自然一端，姑且称为右端，站在靠近人类社会一端，姑且称为左端，那么，站在中间区间，则称为中间段。于是，依在桥上的站位不同，纠结于自然与社会等关联并生属性的孰轻孰重中，可能就有了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也有了不同侧重倾向的思维方式，进而也可能形成不同特征的文化。

    从中国元典《尚书》中的“允执厥中”，《周易·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礼记·中庸》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思想可看出，先秦文化更多倾向于中间段。西汉董仲舒基于王朝统治之需要，提出“天人感应”，开始向社会之端移动变化，并且悬设了一个“天地”概念以代替自然界，实际上是虚置了自然界。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虽然扎在中间段，但在皇权体系的裹挟下，其树冠畸形发育，倾斜于社会伦理一端，更多的是突出纲常伦理，从“四书五经”的主体内容足可以看到这一点。直到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五四”运动为分野，以“民主”“科学”为标志，中国文化思维向自然一端漂移。尽管如此，至今我们仍习惯于把哲学侧重归属于社会科学，统称为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社会秩序也仍然更多地依靠伦理文化来维持。

    中国思维方式因为根在中间，其站位决定了它看待事物须整体关联、兼顾左右，统筹自然和社会两端，更多突出系统性和整体性。《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把存在的本根定义为“一”，“一”是阴阳两面的偶对平衡体。阴阳“二”者消长变化生成了“三”，循环往复生成了万物。后期的宋明理学家概括张载《西铭》的思想核心为“理一分殊”，都始终把存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一”，而任何一种存在现象都是阴阳占比分殊不同的一个“一”而已。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解剖学的中医学，也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油画的国画，用黑白的占比差异简约而传神地表达事物存在，借物喻人，抒发作者社会属性的情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整体关联的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静水深流、隐于寻常、日用而不觉。但是，这种系统性又是不完全、不稳定的。因为它高悬天地概念代替真实自然，虚置了自然界。同时，也因其树冠倾斜于社会一端，虽形成了“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视天地人为一体的系统思想，但它不究天地存在之理，反代之以“杞人忧天”的嘲讽，形成了不拜物、不重商的伦理思想，使中国文化单向度发展，背离了“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元典思想，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在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虽然也有不少关注社会伦理的著作，但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为代表，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大多是从几何学、动力学和静力学等角度探究自然界，其哲学思想的主体是倾向于自然一端。特别是希伯来文化的介入，搁置了人类的社会属性，悬设了一个神灵上帝以代替人类社会，从而形成了漫长黑暗的神学时代。直至文艺复兴，才开始努力冲破神学，试图回归人类社会本体，进而有了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但从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和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站位总体上仍侧向于自然一端，至今仍把人视为自然之资源，称其为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突出其工具理性。

    这种思维方式因其站位在自然一端，强化了一种不断探究自然的科学精神，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离，以解析为手段，剖析其存在构造，分析其成分要素，形成了一个以不断分解细化为特征的实证科学体系，并且往往以此特征属性的多少来定义科学水平的高低和现代化的程度。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需要设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然后解剖分析。它因缺乏一种“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整体关联的系统存在思想，实践中难以解释“南橘北枳、形同味异”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现象，理论上无法解决无限之极限问题，只能用微积分的工具理性思维近似处之，故在科学前沿和科幻片中不断出现“奇点”的描述，人类也开始困惑科学极限尽头处的利与弊。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一书中也表示，科学发展越现代，越返璞归真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处。

    马克思主义既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又关注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马克思思索自然与社会的偶对平衡，提出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的著名论断，他的《资本论》是以自然为存在根据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以人类社会为存在根据来分析自然界的，揭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宣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互为因果、偶对平衡的存在状态，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态。其思想在强调唯物、倡导科学、反对神学的同时，无疑是趋向于站在桥中间看世界的。

    这一思想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翻开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不难看出他在贬损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又自觉不自觉地被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统思想所感染。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本来就有中西文化融汇的属性，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像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在世界各地徘徊，但最终在中国落地，并且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波尔关于量子场论的“互补原理”在西方一方面总难以成为主流学派，但另一方面却又生生不息、总有挥之不去的影响。

    著名科学家海森堡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汇点上……如果它们之间至少关联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发生真正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将继之以新颖有趣的发展。”简单梳理并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因要素，不难看出它们的相似性和自洽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哲学的原点，它们都说明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反者道之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矛盾关系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的属性也展示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道生一……”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既揭示了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也阐释了存在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质量互变规律说明了事物发展的过程是“阴阳消长”的转化过程，反映了矛盾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是由平衡走向失衡发生质变的过程，正所谓“物壮则老”“过犹不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发展规律，说明了事物发展的非线性过程。马克思正是看到了事物发展总是经过两次否定、三个阶段螺旋式发展的自然周期律，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这不禁使人想起近百年前郭沫若先生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马克思发现他与孔子彼此间的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故而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中国社会进入伟大时代的关节点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而又强调，“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即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构建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对中国文化本真命题的时代延续，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理论命题。

    （作者：陈克恭，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