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诗

    【著书者说】

    今年初，我的《诗的八堂课》一书出版。遗憾的是，有一个题目我想写而没有写出来。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诗？

    最近读到米沃什的《路边狗》，其中有一则“语言的力量”，说：

    “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纵观20世纪的人类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可以说，即使是最有魄力、最热血、最果敢的人，与仅仅是描述初升之月的几句精雕细琢的话相比，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

    这个意思，我在《诗的八堂课》中也有类似的讲法：人世间，历史上，多少美人的真身被时间销毁了，如梦幻泡影，仿佛压根儿不曾有过。有过的只是那些被写过的，如赵飞燕、杨贵妃，她们艳名甚著，因为被反复书写。这事实可能会颠覆一般的文学原理：不是有了才写，而是写了才有。

    这就是诗的存在理由。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有两个：一个是客观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或者说，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但卡尔·波普尔说，此外还存在一个世界，无以名之，就叫世界三。这个第三世界是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都是如此。我们的心灵，既创造了这个世界，又被它所塑造。

    诗，属于波普尔的世界三，以文本的形式长久存在着。文本具有物质性，却又有超越性。苏轼《答孙志康书》曰：“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文本亦然。顾随有一段话，说的就是文本恒久远，一篇永流传：

    世上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万物皆有坏，而诗是不坏。俗曰“真花暂落，画树常春”。然画亦有坏，诗写出来不坏。太白已死，其诗亦非手写，集亦非唐本，而诗仍在，即是不灭，是常。纵无文字而其诗意仍在人心。

    文本的功能，便是转“无常”为“不灭”。所以，顾随才会笃定地说：“诗中真实才是真正真实。花之实物若不入诗不能成为真正真实。”王国维也才会一改往常平实的口吻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唯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

    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现代人一笑置之，以为是浪漫主义者自信心爆棚的大言不惭。其实他还没有讲到位，他应该讲诗人是世界的命名者。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未被语言照亮的部分，只是一片黑暗，而且你连这个黑暗都无从感知。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所谓“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都是这个意思。

    这个世界最真的真理，往往都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比如，奥斯卡·王尔德，这个酷爱悖论的家伙，经常以颠倒的方式揭示真理：

    唯一真实的人，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不要笔直地想，否则你只会鼻青眼肿地撞到文学模仿论和反映论的墙。你得转个弯儿去思考：你对杜甫和哈姆雷特的了解，是不是胜过对你中学的同桌小青、眼前的隔壁老王？可是，尽管隔壁老王也许经历坎坷与杜甫不相上下，内心活动也跟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丰富，你却无从了解，只是见面打个招呼，顶多听隔壁的隔壁的阿婆八卦几句，所以，他“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问题就在于，他写不了自己，也没有人去写他，这个有血有肉活蹦乱跳的隔壁老王“注定要消失”，对后人来说，其真实性肯定比不上千年前被某人带过一笔的老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只有写过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构比真实更真实。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任务就是永恒地照亮生活的世界，以逃过“对存在的遗忘”。明日隔山岳，人心隔肚皮。作为世界二，我们每个人都被囚禁在自己的皮囊中，局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是世界三将我们彼此联通起来，并与世界一相结合。如果不读《红楼梦》，不读《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简直无法揣测别人心里都是怎么想的。我们读小说，就是从别人的叙述中认领自己。我们读诗，就是用别人的语言来照亮我们的世界。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精神现象，他们哀乐过人，像一把尺子替我们丈量另外两个世界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读他们的诗，化身为彼，移情于此，感其所感，思其所思，生活着他们的生活。什么叫“不学诗，无以言”？应该这样来理解才是。要知道，语言的质量其实是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质量，最终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质量。既然世间好言语已被杜甫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那么，你不学杜甫和白居易的诗，还怎么去体会、感觉和表达？

    当然，文本之间也有高下之分。诗高于历史，诗的真实高于历史的真实。为什么？举例来说，杜甫的诗素称“诗史”，但如果杜甫的写作只不过实现了给安史之乱做书记员的功能，我们不如去读新唐书和旧唐书好了。但是，历史上那么多天崩地裂的大事变，如永嘉之乱、靖康之难等等，我们为什么独独对安史之乱的记忆如此清晰呢？因为历史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冷记忆”，对于历史记忆，与其说是激活，还不如说是封存、冻结。但杜甫的“诗史”是具体的、可感的、带着个人情感的温热而生动自然地流过我们的心灵的，故其入人更深，影响也更久远，结果正如米沃什所说：“诗歌就是一种见证，比新闻真实更真的真实。”

    最近柯洁与AlphaGo的三番棋引起全社会的人工智能热，我注意到有专家引述一个莫拉维克悖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高层次的推理几乎不需要计算，但低层次的感觉运动技能却需要大量计算。回头看一开头引的米沃什的那段话，应该说，给一个世纪的历史作公事公办的实录也许不难，难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它需要远为复杂而微妙的感性经验的投入，也更能够与我们的心弦强烈共鸣。电脑程序可以写诗，但生成不了意义，也评判不了价值。它没有主体意识，不能自觉。最根本的是，它不是人。

    （作者：江弱水，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