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对江户时代的影响

    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尚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诸国家的经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尚书》即由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则将《尚书》定为大学寮课程的教科书。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尚书》研究出现高潮。当时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井履轩、佐藤一斋等，皆有著述。其对《尚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关于圣王之道的探寻

    《尚书》自《尧典》开篇，终于《秦誓》，记载的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理民之道。对此，江户学者极为关注。如古文辞派领袖荻生徂徕曾言：“《书》者，帝王之大训也。圣人之言，义莫备焉，道之所在也。夫《书》者，义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与义，折衷于《论语》，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尚书学》）其初，程朱理学盛行，朱子学派讲道学，也谈尧舜禹汤相承传的道统。其后，古学派崛起，则更是要从古经古史中探寻道统的踪迹。如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扛着“尊古”的大旗，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儒学的真谛，而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师徒则是将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尧舜禹的原始时代。《尚书》中反复倡导的“德”“仁”“敬”“诚”等，也被他们认作为“圣道大义”。然而，日本学者在感受“德”“仁”“敬”“诚”的过程中，却将“忠君”视作了尊王尊圣、恪守道统的第一要义。如林罗山在解读《尚书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一句时，便说：“‘放’当作‘教’，盖古文‘放’‘教’相肖，传写之误也。太甲不顺，故尹教诫之于桐，而后顺于道。”（《林罗山文集·示恕靖百问》）伊尹为臣，岂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为了强调“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经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孔安国《传》解释为“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这是指不同级别的人所用的礼物。林之奇《尚书全解》就曾说：“皆其所贽之物，量其贵贱轻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义理于其间。”日本冈白驹则说：“雉性不驯，不可生为贽。士执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尚书解》）即将此与忠义之行联系在了一起。这体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人及民众的价值取向。重义轻生，美化死亡，忠君死节，变成日本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尚书》等中国经典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理论依据。

对民本思想的重视

    《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大禹谟》曰：“不虐无告，不废困穷。”《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学者，以此为理论基础，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如冢田虎在《尚书补注·大禹谟》中说：“政之善者，在导之以德，而所谓政者，以抚养民为本。”冈白驹在《虞书·尧典第一》中言：“农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尚书解》）所谓交易，即是指商业活动。注者把商业对民生的意义与“农”一并提出，这一点的确值得注意。中国的传统经济是重农轻商，而江户学者则农商并重，这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尚书》作出的不同理解。如《盘庚》篇有“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之句，蔡沈《书集传》释为“直戒其所不可为，勉其所当为也”。而日人龟井昱则说：“不敛货财于己，以散之于国，生生自勉也。”（《尚书考》）同样，佐藤一斋亦言：“货宝是生生，各自所用，无专以总之于己也。”（《尚书栏外书》）他们希望统治者不要独占财货，而是将其施之于人民。此既表达了江户学者对于商业货物的态度，又体现了其对下层百姓的牵挂与同情。重“民本”，必关注“人情”，故中井履轩《尚书逢源》说：“事何分大小，人何论圣凡，是人情而已。”中村之钦训解《西伯戡黎》时亦言：“天与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盖可知矣。”（《笔记书集传》）农商并重，注重人情，对《尚书》中此种思想的发掘，助长并促成了日本町人阶级的兴起。町人，即都市居民，多为工商业者。他们创造的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浮世草子等大众文艺模式，被后人称之为町人文化。

对政治典谟意义的关注

    荻生徂徕曾说：“学《书》者之可从政也”（《尚书学》）；猪饲彦博亦言：“此篇（《尧典》）所载，为万世帝王为治之本”（《尚书纂传》）；宫田五溪更是说道：“夫《尚书》之传于吾邦也，朝廷立之学官，与我政典并用，而后千岁，无有异论。”（《古文尚书总辨》）可见，《尚书》在日本被立于学官，起着治国政典的作用。而大槻东阳仿照《尚书》文体写出的日本诏令集——《皇朝尚书和解》，更可视作是《尚书》言政之楷模。当然，政治行为必定会凸显其实用价值。在江户时期，《尚书》的这种实践性最先是从日用伦常之处表现出来的。如中村敬甫在《笔记书集传序》中说：“大经者，纲常伦理也。”又伊藤东涯在《古今学变》中言：“日用彝伦为当务，济世安民为极功。”而帆足万里在注解《禹贡》“六府孔修”时亦说：“六府皆民生日用所须，修之令各得其宜也。”（《书经标注》）同时在阳明心学（日本当时的阳明学派）的影响下，他们将《尚书》完全视作了求心之书。如佐藤一斋在《朱子不疑古文尚书辨》中说：“《咸有一德》，治心之大训也，废之而天下复有此邪？”又注《大禹谟》时言：“独心学醇明，而后灼见情伪，洞察肺腑。”（《尚书栏外书》）由此而造就了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一批人物。他们喊着“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以佐藤一斋《言志四录》为行动指南，发动了明治维新运动，彻底终结了德川幕府265年的政治统治。

    总之，江户时期日本的《尚书》的研究，不仅确立了《尚书》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响到了日本社会风气和日本的发展。

    （作者：刘世明，系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