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今所用 为后世续航

    “总理希望我们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回忆起4月份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编辑部的情形，主编王学典还沉浸在兴奋中。

    《文史哲》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素有“学报之王”的美誉。经过66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一本地处校园一隅的学术期刊，缘何能名重士林、驰誉海内外？

走“不为时风所动”的办刊之路

    走进《文史哲》杂志编辑部，记者看到，偌大的展台上整齐地摆放着杂志创刊号和历年的合订本。王学典指着纸张已经泛黄的创刊号向记者介绍，1951年5月，《文史哲》在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诞生，时任校长华岗任社长，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骨干教师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黄云眉、赵俪生等著名学者组成最初的编委会，可谓学术界的豪华班底，阵容强大。

    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把“扶植小人物”当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它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走向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李希凡、蓝翎、汝信、庞朴、葛懋春等著名学者都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或成名作，杂志由此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学界。“扶植小人物，是华岗校长当年提出来的。要求每一期都要有一个陌生面孔，力争每一期都有新人出现。”王学典认为，今天仍需光大这一传统，因此他要求每一位编辑，都要掌握一个青年学者名单。

    “专家办刊，质量立刊”是《文史哲》始终坚持的学术品格。“我们不是职业编辑办刊，而是职业学问家办刊。”王学典说，“我们的主编和副主编，每一个人都是专家，有专长，因为只有专家才具备相应的洞察鉴别力、学术判断力、选题策划能力，才知道如何处理稿子。”《文史哲》还有一个独特的审稿程序：严格的三审加外审的审稿制度和“四校一读”的校对制度。《文史哲》差错率在全国同类杂志中是最低者之一。

    “我们的学术尺度不以吸引眼球的转载率为准，而是看有多少文章能够进入学术史。”对如何办好《文史哲》，王学典有着清醒而独到的认识，“我们就是要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

推动当代中国学术之河向前奔流

    “在当今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杂志像《文史哲》这样对学术论争情有独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郭震旦如是说。翻开已走过66年的《文史哲》，不难发现，策动当代学术史上那些影响巨大的争论的风暴眼，许多都和它有关。在《文史哲》杂志上打起的浪头，是推动当代中国学术之河向前奔流的重要力量。

    “知出乎争。”《文史哲》在创刊伊始，就呈现出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激发学术争论的旨趣，它所享有的盛名是和它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著名论战与重大讨论分不开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五场重大论战”，其中至少有三场即“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由《文史哲》所发起和推动展开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其起点即始于《文史哲》1984年第一期的一组“文化史”笔谈。世纪之交前后，《文史哲》发起了两场令人瞩目的大讨论，即“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和“疑古与释古”的讨论。前一场讨论余波犹在，后一场大讨论至今尚未结束。自2008年起，《文史哲》开始主办一系列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的“人文高端论坛”，引领着学术风尚。

打造世界了解中国人文学术动向的窗口

    “《文史哲》的追求和担当，就是力求站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前列，做中华文化复兴的排头兵。”在王学典看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来，2014年《文史哲》英文版的创刊，正是呼应这个时代的产物。

    英文版严格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实行匿名同行评审制度。由海内外一流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保证杂志时刻对国际学术前沿保持敏感，进行对话。

    王学典表示，要让英文版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内地学界的窗口，使中文版成为中国内地学界观察西学变化的窗口，而且是最佳窗口。“使《文史哲》中、英文版实现良性互动、深刻互动，办成世界的汉学名刊。”

    令人欣慰的是，国际汉学界对《文史哲》给予普遍认可。日本中国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评价道：“《文史哲》这份学术杂志，在20世纪，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而言，是憧憬的对象、指路的明灯。”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自1962年学习中文以来，就开始阅读《文史哲》，他认为“这是世界最好的中国研究期刊之一”。

    “坚持百家争鸣、锻造学术话题、主办学术研讨会、走专家办刊之路，这就是《文史哲》杂志的特色办刊之道。”手抚编辑部仅有的一册创刊号合订本，王学典这样总结。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李志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