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一辈子 一部书

    身高1米81、体重53公斤，66岁的黄天华看上去很是瘦弱。但是，这副瘦弱的身躯却撑起了一部500多万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这部跨越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财政制度的大部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波澜壮阔的财税史画卷，充分地展示财税的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联，填补了我国该项研究的空白。

    从当年的风华正茂，到如今满头华发，黄天华用31年心血凝结成《中国财政制度史》，实现了“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写”的愿望。

从兴趣到责任

人文社科学者的担当

    “选择财政史，是因为兴趣；坚守30年，是源于责任。”黄天华这样说。

    1978年，黄天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第一节财政专业课，老师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有关财政起源问题，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黄天华的兴趣由此而起。在大学4年里，他刻苦学习，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1982年，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马大英。马大英告诉黄天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

    “当时，我听了颇为震惊，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后来，黄天华才逐渐知道，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前清、后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财政经济的文献史料，大部分都存于美国。

    马大英提醒黄天华：“研究中国财政史，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黄天华回答：“马老师，您放心，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这一句承诺，黄天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黄天华说：“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兴趣，后来的几十年则是因为责任。作为一名人文社科研究人员，我必须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如今，在被国家规划办立项、将于９月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从蓝图到成果

披荆斩棘30年的坚守

    1984年，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财政史研究。“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我想用30年时间，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实在太艰辛了。”黄天华感慨。

    第一个拦路虎是“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应用学科生气勃勃，史学研究却不景气；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10年、20年都有可能，所以在高校现有体制下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经费，研究者必须自掏腰包。

    第二个拦路虎是“才”。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所需史料几乎穷尽中国所有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资料。这对研究者的知识领域和集纳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第三个拦路虎是“生存”。为了在高校现有的考核机制下保住教师的资格，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以完成作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这让本来就不够用的时间更显不够！

    面对三大拦路虎，黄天华有过困惑甚至退缩，但为了心中的学术，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黄天华面临的困境还有身体的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１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开始咯血了。”

    一路走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在黄天华看来都已过去。让他不能忘怀的，倒是学校有的领导几次给予经济上的资助，还有参评教授职称时学校给予了特别关照。

    黄天华觉得，看到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这是一个师者最质朴的愿望。但他很焦虑：“我国需要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现在实在太缺乏这类人才了。”黄天华说，自己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为想要从事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学生铺路，尽量帮助他们坚守下去。

    （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