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张学良

    有一类历史人物，因他们的出现，历史发生了改变，所以人们难以忘怀；又因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按常理出牌”，导致评价不一。书写历史绕不开他们，绕开了，许多历史说不清；研究他们，难以走近，又唯有走近。谈这样的话题，与笔者最近读的一部书有关：这就是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写张学良没有不想走近张学良的，可张学良的人生如同万花筒，人生大起大落，所行多系大是大非，而在人们眼里，是非又多模棱两可、正误难辨，主要因为他身上的颜色太杂，可谓“色色俱全。有蓝色，他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有红色，他说‘我就是共产党’；有褐色，他崇拜过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有粉色，‘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面对这样一位历事复杂、色彩纷呈的人物，如何才能走近？怎样才能算走近？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必须找到他的人生底色，唯有找准他的人生底色，方可走近。”什么是他的人生底色？作者开门见山：“思想是他的人生底色。”“张学良是个传奇人物，使他成为传奇的首先是他的思想，搞清了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再看他身上的五彩缤纷，也就不难理解他自己说‘他是个怪人’，究竟‘怪’在哪里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大胆地挑战了一般传记的传统写法，既没有依时记事，也没有择“色”分描，而是独辟蹊径，把研究视角集中在“他用一生搭建的思想舞台”上。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他的思想、个性，带有鲜明的双重色彩。“有时他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有时他钻进了传统的象牙塔，拉都拉不回来。严格说来，张学良既是历史传统的传承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样，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两种偏执者的反对。”

    同情的理解是历史学本质决定的，不是因为张学良为民族作出了贡献，却遭到幽禁5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而需要同情。正如近代学人陈寅恪所说，研究历史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当然，“同情的理解”，强调的不是张学良说什么就信什么，做什么就赞同什么，而是与之“同行”，了解他当时何以那样思那样行，避免的是“空间错位”带来的误读。

    “同情”是为了缩短史家和研究对象的时空距离。离开了对张学良所处时代的了解和处境的同情，就不会有主动地走近，不走近就得不到历史的真实，离开真实，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就是一句空话。同情的理解只是走近历史人物的进路之一，而走进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必由之路。试想，如果我们离开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还怎么理解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离开了对杰出人物的同情和理解，还怎样去认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呢？

    走进传主所生活的群体，对张学良整个人生做系统考察。

    “任何人都生活在由群体构成的生态圈之内，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不了解东北人、东北军乃至当时中国人的所思所盼，就无法读懂张学良。”忽略了东北人恨日情绪和东北集团内部“老派”“士官派”对张学良的影响和掣肘，很难说清楚他在东北易帜问题上的“草率”；听不到东北军“少壮派”和西北军民的“杀蒋”呼声，很难理解他只身送蒋的“鲁莽”。作者的研究脉络并不局限于张学良个人，而是把他置身于所在群体之中，置身于民国政治漩涡之内，置身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时空之中去做多角度考察。

    研究张学良，不仅要研究他身边的一群人，还要把他的重大言行作为一生的组成部分做整体考量。“历史的真实是由具体的真实链环构成的复杂链条，而这个链条是不可割裂的，单独拿出任何一环，极易陷入众盲摸象的误区。只看局部，象的腿若柱子腹如鼓，并不为错，可用之以言象之整体，得出的必然是以偏概全，甚至是颠倒是非”。如果只截取“九一八”一段历史，不与后来的“双十二”联系起来，他就是个“孬种”；如果只看他临潼捉蒋，隐去此前的劝谏、苦谏、哭谏环节，隐去他晚年的“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那么做”，自然可以说他是“逞一时之勇”。但他的传奇并非仅凭勇气。“采用‘重点截取’法确实较为简便，不过，这样做极有可能陷入历史片面论的窠臼。”所以作者要求自己：“每写一事，要从清朝的奉天府放眼到美国的夏威夷。”

    走进张学良的内心世界，理性分析张学良所说的话。

    人的内心世界属于私密空间，探知尤难。为此，作者不仅阅读了各种版本的张氏传记、文电集、日记，还广泛搜集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回忆、书信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张学良口述的重视。张学良看写他的书时常常说：“他又不是我，他怎么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幸好，张学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口述资料，作者参加了存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145盘口述录音的整理，这种得天独厚的学术经历为此书增色不少。

    运用传主口述探索传主内心世界是本书的亮点。“口述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谈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不管其他史料如何记载，都属间接材料，只有他自己说，才是第一手。”大量口述史料的入书，澄清了诸多迷雾。如他何以放弃“东北王”不做，甘心向南京政府“俯首称臣”？日本和他有杀父之仇，执政之后为何打苏联？他谈“九一八”时为什么说“怎么不想打，打了会更糟”……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人生，有怎样的人生也就有怎样的思想。”张学良的思想曲折、复杂，甚至混乱，任何研究只能研究其一部分，史家的选择最见功夫。作者专以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之形成与演变为研究对象，进而得出结论：“他的思想人生如同一条不靠岸的船，在以中西文化为两岸的风口浪尖上漂泊、挣扎，因不被时人理解而孤独，又因‘毁誉由人’‘但求无愧我心’而享受孤独。”这样写，既突出了人生的思想性及解读人物的方法论意识，又恰当地概括了最能反映张学良人生本质的思想特征。

    这是一部思之有深度，读之有美感的书。其深度在于对张学良思想人生的探底，其美感在于文字表述的轻巧。论述结合，见解独到，不为尊者阿，不为尊者讳，对张学良时而“豪气冲天”“敢把天捅个窟窿”的冲动，时而“优柔寡断”“一个稻草人就会挡住去路”的懦弱秉笔直书。

    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史学智慧与现实关怀、思辨色彩与“工文”散笔相映成趣的学术著作，堪称一部深入了解传主和弘扬正能量的力作。

    （作者：毕万闻 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