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潘天寿先生作为一个人,是大写的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人。他作风朴素,生活简单,一辈子都像一个农民那样生活着。他吃的东西非常简单,早上烧饼油条,是当时最便宜的早餐,马路边的小摊上都在卖。中饭、晚饭,他平时喜欢吃炒年糕,就自己炒。每天早上起来,他都扫院子。
他当了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学校给他一辆小汽车,但他从来不用。他觉得坐汽车不舒服、不自然,觉得自己是不适合坐小汽车的人。他喜欢走路,远一点的地方就坐公共汽车。1958年,苏联艺术科学院授予潘天寿名誉院士称号,在杭州饭店举行仪式。当时天下小雨,潘天寿打着伞,穿着元宝套鞋,一个人就去了。苏联艺术科学院的院长见了他以后,非常感动,说:“我见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同时,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刚毅的人,胆子非常大,完全不怕死。抗战的时候逃难,日本人丢炸弹,别人要逃到防空洞,他觉得防空洞太闷气,不肯进,就在旷野上走来走去。他这个人的神经是比较健康粗壮的。他逃难的时候骑马,要走很远的路,非常疲倦,他竟然可以在马背上睡着,掉到地上,还在睡,没醒。我当时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想到一点,他当时学了画,走上了艺术这条道路;他如果进军校,一定是个将军。他不是文弱书生那样的人。
另一方面,潘天寿的强悍和内心的坚强,却完全没有外在的表现。他是朴素、谦和的人。在学校里,潘天寿虽然是校长,人家往往会把他当成看门的老头。因为他穿的衣服是打了补丁的。他跟人说话很温和,慢悠悠的,而且很少说话,很木讷。反过来,正是这种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来,才是真强悍。
潘天寿有粗犷、朴实的一面,同时幸运的是,他又有敏锐的感性。潘天寿对于诗中所体现的美的境界和味道,感受细腻。我经常听到父亲和母亲谈论诗。有一次他们在讨论一句话:“睡醒锁窗无意趣,默看细雨湿桃花。”早上起来,睡醒了,窗户打开了以后,站在窗户口,什么都不想,没有任何愿望,也没有任何要求,只是默默地看着外面的细雨湿桃花。是“默看”,还是“静看”?他们两个人就此讨论半天。对这里细微差别的体会,是艺术家、诗人极为重要的基本素质。
潘天寿19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在南方的重镇,校长经亨颐和教员李叔同、刘大白、鲁迅等人,将西方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这样的知识结构,使潘天寿能够在艺术生涯中深入研究比较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结合美术学院教学经验,从而提出“两大高峰”的论断和“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明确主张。
潘天寿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的深切理解,也来源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正如潘老先生所一贯教导学生的: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两大高峰,各有其伟大的成就,而且,也应该各有其光辉的未来。在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格局的趋势中,潘天寿立足中国民族文化的坚强自信和世界眼光,是可以给我们后辈深远启示的。
(作者:潘公凯,系潘天寿之子、中央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