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外需下降、国际竞争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同时,我国企业也迎来了扩大对外投资的新契机。特别是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施,以及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开展和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对外投资连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流量跃居全球第二,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
2016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1%;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244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8.5%和51.6%。截至201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2679.7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八位,占全球对外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接近5%,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将近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众多境外加工制造、技术研发、资源开发等领域投资并购项目顺利推进,一批重大境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实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初具规模,成功地带动我国产品、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疲弱,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从国内看,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趋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无论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是适应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都要求我们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继续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使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的需要。
我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合作,而且也为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带动国内资本、产能、技术走出去带来重大机遇。尽管“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超500亿美元,但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依然偏低。今后我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牵动,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为重点,以境外经贸产业合作园区为载体,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构建产业分工合作新格局,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把沿线国家打造成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供给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之策。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在国内,但通过企业走出去,可以向外转移部分优势过剩产能。目前,我国在电力、钢铁、通信、石化、铁路、汽车、航空、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等众多行业都形成了很强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采取综合措施鼓励支持这些行业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对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和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企业走出去要着力优化对外投资产业结构。随着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投资层次低、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不同行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时间有早有晚,使得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呈现出能源资源开发投资占比过大、传统商贸投资过多、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的不合理格局。同时,企业对外投资普遍存在重规模速度轻质量效益,重项目承包建设轻合作经营等突出问题。这不仅与我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也培育不出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今后,要更多地鼓励支持有技术、有标准、有品牌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吸纳更多的当地和第三方企业加入我国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将“中国制造”做大做强,不断优化对外投资产业结构,提升对外投资的总体效益。
我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和防控风险。鼓励企业走出去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但如果对外投资不注重提高质量效益、不注重风险防控,就有可能遭受挫折,甚至铩羽而归,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固然要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但如果投资没有回报、企业没有效益,则一切无从谈起。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不仅要全面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深入研究当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而且要做好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成本收益分析,对各类可能发生的风险准备好必要的应对预案,提高投资成功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稳更远。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还会进一步加快,对外投资的规模也还会进一步扩大。以往我们更多强调要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今后则要更多关注对外投资的提质增效,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以此巩固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
(作者:毕吉耀 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