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优雅的生活姿态

    万历二十五年，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冯梦祯卸任由京城返回杭州。这位因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自名其堂为“快雪”的诗人、学者，曾多次造访同在杭城世居的大商人高濂之家。两人过从甚密，游山玩水，颇得名士之风。《快雪堂集》中，冯梦祯在万历二十三年的日记里写有一诗，题名极长：

    二月初七新霁，登高氏阁，望群山积雪。主人出郭忠恕先辋川图临本、马和之商鲁颂图相示。二物俱生平所企尚，会心豁目，喜不可言。退述斯文，以识奇赏。

    短短一段文字，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诗人与商人之间，以文玩雅趣而深得彼此真心的闲适之情。而这正是我们已经久违了的中华传统文化生活。

    你若以为富商高濂不过是附庸风雅，收集点儿古玩字画来充充门面，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位“博闻强识，游诸有名公卿”的“富二代”不但擅诗文，通医理，会养生，而且藏书、赏花、鉴画、论字、侍香、品兰、度曲，无所不涉，无一不精。他会聚乡邻，唱曲演戏，说书弹奏，俨然以一己之力，为“富民易教”的传统民治提供了典范式的生活版本。可以说，高濂代表了一种隐匿于中华传统字里行间的文化生态。

    高濂虽然从商，但却具有相当高的艺术素养；他虽然不作画，但他之于书画艺术鉴赏却有着相当的品位与知识人情怀。仅就《遵生八笺·燕间清谈笺·论藏书》一篇而言，其中对宋版书的鉴别极为细致，更不用说他的藏书观念富于社会意识，已然超出了今天“文化商人”的面向：如谈医书，则责其应精于校对，因为“错一字将后患无穷”；言及社会文化，又颇以“家素者无资以蓄书，家丰者性不喜见书”为叹，有大庇寒士之风。

    在传统价值谱系中，商人高濂未得主流认可，甚至连其生卒年都不太有定论。可是，他对艺术的眷爱与欣赏，亲身切入其间，着力推广。不必说他资助屠隆，而后者对晚明文学之转变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也不必说他亲撰文辞典雅的《玉簪记》，被列为传统十大喜剧之一，至今仍有上演，单是《遵生八笺》便可称传统养生学之集大成，为今天体认中华美学的生活显现而留存了宝贵的文本。这部书于1895年为曾在中国行医传教的伦敦帝国学院解剖学教授德真（John Dudgeon）译成英文，是早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代表，对国际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濂在当时并非特例。他不仅自身拥有一种优雅的生活姿态，而且有相应的交游圈。除了冯梦祯，这个浙江圈子里还有官至礼部郎中而为高濂门客的戏曲家屠隆、时人目为“天下奇才”的胡应麟、吴兴四子之一的吴梦旸、医学家翁稼竳等人，也许还有擅长写民间小说的作家、出版商凌濛初。事实上，年纪稍长于高濂的收藏家项元汴，也是以当铺起家的“文商”典型。毋宁说，这是中华传统在晚期盛世时几乎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生态。它在社会阶层上贯通文人、知识分子与商家，在地理空间上串联山水、城乡、市井与庙堂，是一种将高高在上的庙堂文化以戏曲、小说等民间形态予以生活化呈现的中华美学精神之潜流。

    之所以特意指出高濂等人的商人身份，是想重提在我国社会民治与教育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富而教之”传统。荀子云，“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仓廪实”并不自动能“知礼节”，“衣食足”也未必一定会“知荣辱”。孔子答冉有提问时，曾将治国理政分为三步，就分别是“庶之”（让人口多起来）、“富之”（让人民富起来）与“教之”（让人民有文化起来）。今天的中国之崛起，已煌煌乎而为现实，庶之、富之，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无论是前两年电影《激战》中的王宝强，还是这两年《老炮儿》中的吴亦凡，他们饰演的“富二代”，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暴发户的影子，距离高濂、项元汴等那般优雅的生活姿态甚远。

    同为富商，一者蕴中华文化于日常生活之间，遣得精华上笔端，为后人留下的不只有才情与名物，更为一时之社会舆论之领袖、知识之良心——如屠隆曾做《荒政考》，极写百姓困厄之苦；而另一者则碌碌于所谓时尚、潮流的豪车、名表、红酒、名包之中。同样是“玩”，但“玩什么”却能让人一眼看出其审美情趣。前后两者之判若云泥。所以，网上纷说“土豪金”或“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大抵都是对后者既羡慕又鄙夷的心态显现。

    要让中国乡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除了生态美之外，新乡贤文化更是其题中之义。虽然高濂、屠隆等人的才情未必可学，但其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活化践行，其以优雅的生活姿态来实现诗书传家、和睦乡邻，却自有其重要意义。进一步而言，无论城乡，从个体的优雅生活姿态入手，重建一种优雅的文化生态，重建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与雍容大国之眼界、胸怀、气象，应该不只是“富而教之”的必要，更是中国文化走向自信，走向生活美学和大国哲学的必然。

    （作者：林玮 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