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合理想”的衣食住行

    父亲到津后给好友卢季韶的第一封信是报告起居，先说到的就是住：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住房是马场道校园内的第二宿舍，有地下室及顶层阁楼的二层西式小“洋房”。书室、卧室之大，一间可抵李广桥三至四间，高爽、干燥，颇合理想。父亲刚入住时，为了来访人的方便，在书室门框上贴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书“顾随书房”四字。

    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但没有上下水道，没有卫生间，打开屋门就是冬日的寒风、夏日的热浪，对于父亲这个久病新愈的“年迈”人（尽管他当时只有57岁），不能不说是最大的不宜居；且父亲在旧京安家22年，一直租房而住，为了减少房租的压力，他四易其居，条件每况愈下。如今有了天津这样的居处，怎能不让他感到“颇合理想”？

    在穿着上，我以为人鲜有能不“趋时”者，只有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区别。父亲在衣着变化上，属于甚慢甚少者。1953年6月出京之前，他一直是中式着装，无论冬夏，在家是中式裤褂，外出是中式长袍——这些衣服大半是我母亲亲手为他量裁缝制的。不过父亲的着装也有微小的“趋时”之变，那就是至晚到我外出上大学时，他就不再用“包脚布”，不再穿家做的老布袜子了。

    我还见过父亲有一双黑皮鞋，硬牛皮底，方头儿、“三接头”式样，但始终没见父亲穿过。那鞋的质量一定极好，二三十年下来，几乎是没有走一点儿样。我一直纳闷儿，父亲不穿洋装，何以有兴趣买一双皮鞋？近年整理叶嘉莹上学时的听课笔记，得知一次父亲在讲到人的审美趣味与习惯时，说此中常有一种看似没理的“理”，如人着一身中装，脚下登一双皮鞋可以，若是一身西服脚下穿一双中式布鞋就不成样子……这大概就是父亲有一双皮鞋的原因。

    1953年秋季开学，父亲重登讲坛，仍是一身中式长衫。父亲被高教部定为二级教授后（他是学校文科唯一一位二级教授），政府为他提高了工资，他用补发的工资为自己和老妻每人做了一件澳毛厚呢料长大衣。父亲的大衣是深灰色双排扣的式样，由于衣料和做工都十分考究，穿起来相当气派。

    关于食，父亲到天津不久，就喜欢上了这里的早点——烧饼果子。他依故乡的叫法，呼之为“火烧油炸果”。父亲到津就订了《人民日报》，因为早晨出去取报纸，发现了学校对面的大院门口有卖早点的——火烧油炸果，偶然买来，一尝之后觉得味美无比，于是三天两头去买。后来，他又见大院门口那个摊煎饼的车子旁总是围着几个买主，也摊上一套尝尝，不想香软可口，是20余年客居旧京所没见过的新鲜东西，于是常买回来和我母亲同享。

    父亲还把吃“火烧油炸果”的事，在信札里写给亲近的弟子、天津人氏周汝昌，留下一段既充溢着生活情趣又流溢出诗人天真的文字：“‘果’字如此写是本字，俗从食旁，决是后起。都中乃曰油煠鬼，‘鬼’盖‘果’之音转。今吾乡犹读‘国’若‘鬼’也。又居京前后近卅年，独不喜食彼中之烧饼油煠鬼，以为淡而无味，虚有其表。廿余年前客津时，正在废止朝食，遂与此二物交臂相失。此次来津，一尝之后，几乎成癖，隔日不食，辄复相思，如忆良朋也。”

    我之所以不计篇幅之长、说话之絮聒，深衷只在于借助衣食住这一话头，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清平年月，新社会新政府为老一代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优裕的生活条件，让父亲在晚年过上松心日子：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再不必为了生活“天天演着三四小时单口相声”，他得以用生命最后的能量撰著新稿，开设新课，吟咏新词。  

    （顾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