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溯源·槟榔】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谁先爬上我替谁先装……”20世纪30年代,湖南湘潭人黎锦光创作的歌曲《采槟榔》,大家耳熟能详。如今,湖南的槟榔产业总产值已超过300亿元,几乎占全国槟榔总产值的四分之三。
“槟榔文化”还将列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张新发槟榔制作工艺”等6个项目被列入《湘潭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皇爷食品董事长张刚强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后的又一重要进展。
湖南并不种植槟榔,可这枚小小的青果,为何颇受湖南人宠爱?
人类嚼槟榔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在古印度诗人马可的作品里,记载了印度讫哩史那王所率领的士兵嚼食槟榔的情景,当时印度人称槟榔为Gouvka,嚼槟榔的习俗很快普及到亚洲热带地区。
我国也是较早嚼食槟榔的国度之一,南方嚼槟榔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东汉杨孚《异物志》有记载;西晋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又作了详细介绍。到了宋代,岭南人嚼槟榔之风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人罗大经在其客居岭南时写道:“余始至(岭南),不能食(槟榔);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
罗大经还在《鹤林玉露》一书中对嚼槟榔的作用作过如下概括:“槟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薰然颊赤若饮酒然;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痰,酒醉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四曰饱能使之饥,盖利饮食消化,不至(饮食)停滞。”
作为我国四大南药之一的槟榔(其他三种为益智、砂仁、巴戟),具有杀虫消积、降气、行水、截疟等多种功效,一直作为我国常用中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槟榔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名医别录》《中国药典》《中华本草》等多种文献也有录,槟榔“可杀肚虫,医脚气”,直至今日,我国民间仍有不少应用槟榔治肚中虫病的验方。
在中国,当下似乎只有湖南、海南、台湾有吃槟榔的风气。今天是这样,以前却不是。
据司马相如《上林赋》云,西汉时将槟榔这种来自遥远南方的异物称为“仁频”。而槟榔最早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对象的记载,见于汉和帝时期杨孚的《异物志》。
物以稀为贵。及至南北朝时期,南方司空见惯的食物,到了北方,竟成为非贵族不得亲近的奢侈品。朝廷用来赏赐(梁王僧孺《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宴会设为佳荐(沈约《竹槟榔盘》),戚友相互馈遗,丧葬引为供品。士人们的日常生活,满是槟榔渣的味道。
梁武帝时有一个嚣张的大臣任昉,曾对武帝笑称“我若登三事(称帝),当以卿为骑兵”。他与他爸都酷嗜槟榔,他爸临终还要吃口好槟榔才愿上路,可是剖了一百多个壳子,竟没一颗好的,死不瞑目。任昉因此抱憾,发誓终身不尝槟榔。
南朝刘穆之官至左仆射,然出身寒门,曾去舅老爷家吃傍饭,一日,“食毕求槟榔”,舅老爷调戏他:“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不愧是将来要发达的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穆之嚼着槟榔,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倒是老婆看不下去,自此停了夫妻生活。不过,后来穆之发迹,还是小小报复了一把,他请舅老爷来家吃饭,饭后的槟榔竟是用金盘盛上来的,富贵之气逼人。李白诗“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就用了这一典故。
如今,槟榔是我国台湾与海南的标志性小食品与文化食品、特产。海南黎族和台湾先住民很早就有食用槟榔的习惯。由于槟榔深深融入琼台当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它是迎宾敬客、款待亲朋的佳果,因古时敬称贵客为“宾”、为“郎”,所以就有“槟榔”的美誉。浪漫唯美的爱情生活里,槟榔也是不可或缺的。槟榔不仅象征着幸福美满的姻缘,同时也含有祝福新人多子多孙之意。台湾少数民族和黎族在婚恋中,都以槟榔为媒介,以槟榔为聘礼,以槟榔作应答,以槟榔为爱情忠贞不渝的信物。
湖南算得上是槟榔的第二故乡。湖南人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采槟榔》,也喜好嚼食槟榔。湖南人的这一爱好,据说与瘟疫有关。
传说在清朝顺治年间,湖南瘟疫流行,很多人身染疾患,吐泻而亡,而当时在湖南的一些海南商人却安然无恙。人们注意观察,发现这些海南人平素爱吃槟榔,关于槟榔可以祛邪抗病的传说由此便传开了。于是纷纷从海南引进槟榔,作为一种治病的良药。久而久之,吃槟榔在湖南便成了一种习俗。
而1905年开始挂牌经营的“张新发”门店槟榔,因取料上乘,果形匀称饱满,加上祖传的秘制配方,使得其肉质鲜嫩、口感醇厚、劲道十足,且嚼后溶渣,口齿留香,回味无穷,受到几代湘潭人的喜爱,成为湘潭槟榔文化的一份中坚力量。
在湖南很多地方,槟榔被称为“天然口香糖”。嚼槟榔成了当地人独特的嗜好,也是迎宾待客必不可少的食品。逢年过节,各种喜庆,家家必备。销售槟榔已达到“五步一摊、十步一铺”的程度。槟榔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湖南人的生活。
(本报记者 唐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