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汪曾祺赠画

    1988年，我正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做文学小编。当时要强的我在心里暗暗使劲儿，一定要把中国文化界所有名家的稿子都拿到手。汪曾祺先生是我心中的大神，当然是追逐的大目标。

    不久，天遂人愿，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汪先生。看着这么和蔼可亲的一位小老头，当时既年轻又腼腆的我，竟一点儿也没害怕，上去就跟他提出约稿请求。他笑眯眯地听我说完，点点头，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刚好有一篇小稿，发在你们那儿也合适，可就是有点得罪人，不知你们敢不敢发？我一听连眉毛都笑了，赶紧说：“您给我们吧，我们一定给您发好……”

    那时还没有电脑，当然只有作家的手写稿，用信寄。过了几天，我果然收到汪先生的信稿，题目是《字的灾难》。不长，千五百字，却像拉响了一个炸雷：他在赞美了北京城的几处著名商家牌匾，比如“青藜阁”“同陞和”“懋隆”“功德林”“洞庭春酒家”之后，随即批评了当时北京的大街上，各种商店随便乱挂匾额，胡乱在橱窗玻璃上张贴广告，闹得“北京到处是字，喧嚣哄闹，一塌胡涂”（引自《字的灾难》，下同），把一座“文化城”闹得没了文化。特别少见的是，一向和蔼宽厚的汪先生，还很客气但决绝地点出两位正当红著名书法家的名字——刘炳森和李铎，请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除了照顾老板、经理的商业心理（他们的字写成某种样子可能受了买主的怂恿），也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字对北京的市容是有影响的？”

    哇，这么有识见而又浸润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好文章，只有汪先生一代老文化人才能写出来！我兴奋得直抖手，一溜烟跑去排字间发排，又闪电一般跑回办公室给汪先生写回信。当时，家庭电话还是远在天边的云彩，BP机也是几年之后才出世的宝贝疙瘩，经典的通讯方式就是写信。我向汪先生报告有四：一是信稿收到了，非常感谢他把这么重要的文章给了我们；二是全文照登，他有勇气写，又是为国家（北京）的文化大事呼吁，我们当全力支持；三是我认为这不是得罪人，而更是爱护人，两位书法家一定会感激他的提醒；四是小样排出后，还要不要给他寄去过目？

    也就四五天时间吧，汪先生的回信就来了。让我难以想象的是，这回，他竟然寄来了这幅《雏鸡图》，在旁边附了短札。看得出来，当时他可能刚拿起画笔不久，笔墨还不十分娴熟，构图上也还不十分从容，但我对这种在中国画中加入一些西彩的自由挥洒，还是非常心仪的。沐浴焚香，我把此作小心翼翼地珍存了起来。后来等我有了住房后，立即将它装入镜框，挂于书桌旁。十年之后我又一次搬新家，仍把它悬挂在书房中，直至今日。让我痛悔的是，汪先生的这篇文字手稿，当时我却没多个心眼私存下来，“花自飘零水自流”，今已不知它流落到何处去了……

    汪先生回信的落款是5月19日，我收到大约是5月22日，立即将《字的灾难》编入版面，于6月5日4版右上刊出。记得后来汪先生还关切地问过我，刘炳森和李铎二位先生有何反馈吗？——我据实答：“我这方面，没有。”

    今天睹画思人，重读汪先生大文，就像愈合的伤口又被重新撕裂，而且感慨越深痛！比之1988年，北京城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我们生活中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唉，不言自明……

    噫，有文化者，不论人抑或城（文化的北京城），远去矣，远去矣，令吾侪一代羞愧难当！

    （作者：韩小蕙 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