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民族道德坐标

    柳建伟的《永远追随》有着在儿童小说中少见的坚硬、凛冽、决绝、庄严，甚至残酷。他曾凭借军旅小说《英雄时代》获得茅盾文学奖，可贵的是“大手笔”写“小人书”，并不因为写作资格老就怠慢、潦草和敷衍，视为成人小说的“微缩版”或者“幼稚版”，而是一丝不苟地锤炼一字一句、一人一物。

    小说开篇就很响亮。“一夜吹个不停的乱风，一夜下个不停的细雨，终于把湘南的香花岭弄成了一个初冬的样子了……”从初冬的野菊花、落叶、溪水、睡莲、荷叶、鱼儿，到孩子和驴子打了喷嚏，作家认真、耐心又凝练地营造出一个南方山村清冷的早晨。然后，老妇人陶柳氏拿着一红一蓝两件夹衣出来：“穿上，变天了。”第一句人物语言，简短、自然。甚至，当读完整部小说，重温这句人物语言，恍然听到它就是老百姓朴素的生活语言。

    整部小说随着这句话活跃起来，人物的性格形象、家庭关系、生计操持等逐次展开，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却比生活本身更简洁、有序，处处透着作家的精心。

    小说从这舒缓的、烟火气的山村初冬景致开始，越来越走向紧张激烈的追寻和战斗，强烈对比又前后呼应。这是以做豆腐营生的普通农家。“做豆腐”是一个小说里经常被青睐的职业，民间以“豆腐”为“兜福”，作家或许不是有意为之，但在长久的生活熏陶中，这是一种自动的、合适的选择。这是普通人家对“幸福”最简单的追求，靠自己的劳动得以温饱、平安，但它又那么易碎，平静之中已经暗藏着汹涌的波涛。幸福的生活似乎也隐约向着陶家招手，但小说自然地中断了彩蝶和陶百川这段被罗婆婆期待的姻缘。在炮火和杀戮中，陶家以及更多的人，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一个家庭的偶然，却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小说的真实历史背景，是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小说的主线却简单清晰，无论形势如何变幻，“追寻毛驴”这个核心事件从未改变，一直紧紧地拽着读者。普通人家珍爱的一头驴子被红军战士马天来借用，未如约归还。农家少年陶百川、周三才执着地去追寻自家的驴子，越追越远，事情也越来越向着他们无法左右的方向发展。在一次次出人意料的波折中，作为读者的我们都开始紧张，盼望着小说里的人物放弃这头驴子吧，但“毛驴事件”像接力棒一样，从红八军团到红三军团再到红八军团，从罗荣桓、彭德怀到毛泽东，在不停的交接中，它所背负的已经不仅是一家人的生计、少年的尊严，而且关系道德、纪律、承诺、信任、命令，是战友的生死相托，是共产党的民心所在。围绕着一头驴子，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都自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少年陶百川，还是红军战士、红军将领，身上都有一种刚烈、执着的性格，他们传达出一种令人敬仰的精神气质。中国人的“义”，有着“天下大义”，也有着个体之间的“义气”。历史上那种道德的自律、道义与生命冲突时的抉择、为不负所托而全力以赴的勇猛，一直被视作民族的道德坐标。《永远追随》的可贵，就是它不从“有无必要”“有用没用”“值得不值得”这样一些功利的角度去选择，一头驴子追到最后，追的已经不是驴子。在这样一种“理”与“义”的推演中，作家也就避免了从国内外时局的高度、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去阐述革命的合理与正义，在孩子的眼里，在老百姓的眼里，这样一群为了他人而能够献出生命的人，是值得信任、托付和追随的。

    在小说中，柳建伟把真实的宏大历史叙事与虚构的个人历史叙事融于一体，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出发，却直击湘江战役现场。少年对毛泽东的固执追寻和毛泽东对党中央的坚定追随，是一种巧妙的相合。作者敢于选择一段复杂的历史、一次真实的战役，从题材上就显示出军旅作家的优势。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中“小历史”叙事多，成绩更好，“大历史”叙事是弱项，作品不多，而且容易落入俗套。《永远追随》的出现，可算是新世纪以来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重要收获。

    柳建伟对党史、军史深有研究，懂得军队建制、战场布局。一场复杂凶险的战斗，他写得险象丛生又从容不迫，线索清朗、人物饱满、情感充沛。牺牲的惨烈、死者的悲壮、生者的羞愧，溃败的绝望、选择的艰难、前途的渺茫，都凝聚在一场战斗中。

    但凡选择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除了自己的军人情结之外，更是为了洞察历史、记录时代、传递精神。为了讲好他心中的故事，多年来，柳建伟不仅仅依赖才华，而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式地准备与投入。他研究古今中外经典小说的写法，画出《红楼梦》和《人间喜剧》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谱，把经典小说拆解开来，洞察它们的秘密，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部非常结实的、经得起拆解和分析的小说。

    （作者：刘秀娟 单位：文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