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以玩物 维以观德

    【周四书话】

    儋州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载酒堂上，悬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额，上刻“海外奇踪”四个大字，为光绪二十四年儋州知事罗栋材所书，意为此乃海南一处奇特的古迹。作家、学者朱玉书将牌额顺手取来作为书名，记录苏东坡谪居海南事迹，其中一篇题为《琼岛珍物西蜀藏》的文章，记载了他“发现”东坡砚的经过。说1980年秋天，到四川参加全国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期间，游览了三苏祠，令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三苏祠里竟珍藏有苏东坡谪居海南时赠给姜唐佐的一个端砚，砚的背面还有姜唐佐本人的题记：

    元符三年，东坡移廉州，过琼，端溪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宝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

    文中还说：“元符三年六月，苏东坡遇赦北归，路经琼州时，再为姜唐佐留墨志别，并将所借《烟萝子》《吴志》等书还给了姜唐佐。上述端溪砚，当是东坡临别时送给姜唐佐的。”

    这篇文章甚为引人注目，它使孔凡礼编写《苏轼年谱》时为苏东坡的生平增添了内容。该《年谱》在记录苏东坡约吴复古、姜唐佐品尝蕈馒头、于姜唐佐家题字之后，载：“赠唐佐端砚，并为铭。”就是引用《海外奇踪》中的这篇短文作为证据。孔凡礼补记的“铭”即光绪《临高县志》所载东坡“寓临邑作”的《端砚铭》，孔凡礼因此指出《临高县志》所载“非是”。学者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亦指出：“此砚为东坡北归时赠唐佐之物，铭文亦当作于此时。”

    至此，人们对东坡砚便有了个比较完整的印象，苏东坡北归行到琼州时，曾经造访姜唐佐，为其书写张巡、颜真卿联，约吴复古、姜唐佐食用蕈馒头，将心爱的端溪砚赠给了姜唐佐，并为之题写了铭文。

    这个逻辑算是严密。然而我一直认为关于苏东坡赠送姜唐佐端砚的故事有几个疑点。首先，朱玉书所见之砚存于四川眉山三苏博物馆，而另外一位学者马斗成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发现了类似的一方端砚。马斗成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其文曰：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东坡笠屐端砚”。左旁竖刻：“端州石砚，东坡先生携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过琼，持以赠余为别。岁月千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倩工镌刻先生遗像，为瓣香之奉云。时崇宁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下钤“唐佐”篆书款。此砚曾作为国宝多次出国巡展。

    我们对照两方砚上姜唐佐的题跋后发现，题跋的意思一样，只是文字略有差别。假如苏东坡赠给姜唐佐端砚，也绝不会赠两方。由此可知上述两方砚，至少有一方是赝品。

    其次，姜唐佐题跋中的落款有疑点。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指出：“古人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苏东坡名轼，字子瞻，他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很讲究的，他给朋友写信最后落款时用“轼再拜”或“轼顿首”，如北归时在见到姜唐佐之前曾在澄迈给赵梦得留下一封信，落款为“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南轩梦语帖》是一则笔记，文末落“轼”字。据史志载，姜唐佐名唐佐，字君弼。他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又是海南第一个举人，曾在儋州居半年从游于东坡，落款用名而不用字这个基本常识应该懂得吧，此砚上的题跋是针对恩师而作，落款却用自己的字。这难道不是一大疑点？

    最后，既然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证明此砚的真实性，苏东坡的《端砚铭》又并非刻在砚上，苏东坡的端砚不止一块，又怎能断定《端砚铭》是为赠给姜唐佐而作呢？又怎么贸然否定《临高县志》中认为是苏东坡寓临高时所作的记载呢？

    虽则如此，我们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此砚不是赠给姜唐佐的，比如，姜唐佐长期居于化外的海南岛，或许对名与字的使用不是那么严格，或许史志把他的名和字弄反了，等等。

    铭文为8句32字的四言韵语，其辞曰：

与墨为入，玉灵之食。

与水为出，阴鉴之液。

懿矣兹石，君子之侧。

匪以玩物，维以观德。

    铭文的前四句歌咏砚的品质，后四句则由石砚转向人的品德，意思是说端砚虽为珍宝，但拥有它的人不可以陷于玩物之中，因为《尚书》中就有“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古训，而应该观览其美好的品德，以此作为人格的类比，这确实像是对晚辈或学生所说的口气。

    苏东坡平生爱好文房四宝，对砚台爱好有加，查其文集，一生作铭69篇，其中砚铭就有29篇之多，此外还有不少诗咏及砚台。苏东坡好砚的情结是从儿时所得“天石砚”开始的。他曾作《天石砚铭》，正文仅32字，却前有序、后有跋，序和跋都超过了正文的字数。序中说，我12岁的时候，与小朋友一起玩耍，在居宅的空地处玩凿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像鱼的皮肤一样温润晶莹，颜色浅碧，表里都有细细的银星，敲击则发出铿然悦耳之声，试着当砚台用，发墨很好，却没有盛水的地方。拿给父亲看，父亲说这是天砚，有砚的品格而未呈现砚的外形而已。父亲将此砚赐给我，说你获得了这方天砚，是文字吉祥的征兆。此后苏轼一直珍藏此砚，始终带在身边。跋语则记录了天砚失而复得的惊险过程：元丰年间，苏轼因文字狱获罪，在湖州被抓下狱，家人流离失所，书籍文物散乱。后来死里逃生被贬居黄州后，寻找天砚，却不见了，以为丢失了。几年后离开黄州，舟行至当涂，打开书箱，突然见到了天砚，喜出望外，遂以交付给儿子苏迨、苏过。这件事反映出苏东坡爱砚情结与父亲有关，他从父亲那里传承了一种观念，即佳砚可作为美德和文字吉祥的象征。他也喜欢将砚赐给子侄们，也送给学生，正是这种观念的下传。

    但是苏东坡对砚之爱，也曾偏离过“维以观德”的标准。《苏轼诗集》中有两首题为《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张作诗送砚反剑，乃和其诗，卒以剑归之》的作品，讲述见到张近的名砚，而用自家宝剑交换的经过。得砚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执着于物的习气未改，而作《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以反省：“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除尽也。”苏东坡曾有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高论，他之于砚也试图从“留意于物”中超脱出来。有一次，他为黄庭坚书砚铭时记录了一段对话：

    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曰：“以备损坏。”居士曰：“吾手或先砚坏。”曰：“真手不坏。”居士曰：“真砚不坏。”

    这段充满禅机的文字表明，苏东坡已从自己执着于物的习气之中超脱出来。其晚年的《端砚铭》完全摆脱了留意于物的习气，十分鲜明地揭示出“匪以玩物，维以观德”的主题。我辈观之，岂不受益乎？因次其韵曰：

东坡之铭，世人之食。

兹养精神，仙汤玉液。

留意寄意，其可反侧。

既欣其美，更味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