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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3日 星期四

    古籍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专家谈《赵城金藏》的“整旧如旧”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 方莉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3日 05版)
    老师傅修复《赵城金藏》。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辽宁省文化厅共同举办的“辽宁省珍贵古籍特展”上,参观者在研读《赵城金藏》。潘恩战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赵城金藏】

     

        从1949年到1965年,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用了将近16年时间,才把馆藏4000余卷《赵城金藏》修复完毕。《赵城金藏》的修复,不仅使这部珍贵典籍获得新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复经验,成为新中国古籍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近日,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向记者讲述了《赵城金藏》修复的往事。

     

        记者:在过去的展览中,我们看到过一卷没有修复的《赵城金藏》,黑似碳棒。《赵城金藏》为何受损这么严重?

     

        杜伟生:《赵城金藏》刚入藏国图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卷子都是这种状态。这些佛经长期保存在恶劣的环境里,卷子受潮发霉,在抢运的过程中又被藏在一个废弃的煤矿矿井中,粘上了很多粉尘,不仅外观看上去很黑,而且经卷纸张都粘连在一起,硬得像一根木棍。

     

        展览中展出的,是我们留下的一卷样本,其余4000多卷都已经修复了。如果没有这件实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破损的严重程度。

     

        记者:面对这种情况,《赵城金藏》的修复方法也很不一样吧?

     

        杜伟生:因为粘连严重,修复《赵城金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蒸。把经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笼屉里,但和我们平时蒸馒头不一样,并不盖盖子,而是把卷子立着放在笼屉里,让它沾上一点儿水汽就行。蒸一分钟左右,就把经卷拿出来,轻轻揭开最外层的纸。如果揭不开,就再蒸一会儿,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此后就和修复其他卷轴装古籍差不多,裁方、接纸、上褙、砑光、裁齐、装天地杆等。

     

        因为需要修复的《赵城金藏》经卷太多,所以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经卷的四边都镶上绫子或绢等丝织品,装裱成精致的手卷,这样的修复工艺相对简单,操作容易,省时省力。在1949年5月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北平图书馆的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就提出了“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的修复原则,这就是我们现在总说的“整旧如旧”原则。可别小瞧赵先生的这句话,在他之前,行内也有这种做法,但都是口口相传,没有落实到纸面上,只有赵先生在这次座谈会上的意见被记录下来,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修复原则。在中国的古籍修复史上,《赵城金藏》的修复确实应该写上一笔。

     

        记者:除了确立“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复《赵城金藏》对于国图后来的古籍修复事业还有哪些影响?

     

        杜伟生:过去,主要是修复人员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修书。而在《赵城金藏》修复前,组织过一次专家座谈会。在启动大型修复工程之前,先听取版本专家、文献专家的意见,商讨修复方法,就是从《赵城金藏》开始的,这种做法对于文献保护非常重要,一直延续至今。

     

        鉴于专业人员紧缺,北平图书馆专门向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呈文,申请增派修裱技工,很快获得批准。我刚进馆时带我的师傅萧顺华,就是这时候调到国图来的。这也为1953年成立“图书修整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赵城金藏》的修复,国图逐渐建立起了一支20多人的修复队伍,最多时有30多人。20世纪60年代,还举办了两期装修古旧线装书人员培训班,培训班的学员像浙江图书馆的钱蟾影、南京图书馆的毛俊义、上海图书馆的潘美娣等后来都成为各馆的业务骨干。1989年,又举办了第三期修复培训班,培养了32名修复人员。可以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古籍修复人员,或者当年在国图培训过,或者是这些人的徒弟,或多或少都与国图有些关系。

     

        我1974年进馆时,《赵城金藏》已经修复完了,但很多老先生还在。我在担任文献修复组组长之后,在整理组内档案的过程中,对《赵城金藏》的修复历史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也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比如,十多年的修复工作只留下了一册《金刻赵城藏修理簿》,登记了每次从书库取了几种几卷、经名、归库时间等内容,但后期的记录只登记有几种几卷,连经书的题名都没有。此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修复工作的文字资料,非常可惜。这也是时代的局限,不能苛责前人。有了《赵城金藏》的修复经验,现在我们的古籍修复记录做得很规范,让后人有据可查,可以复原修复的全过程。

     

        (本报记者 杜羽 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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