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

    一件抄写着《妙法莲华经》的敦煌卷子，9米多长，需要102张照片才能把正反两面全部清晰记录下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刘婷忙活了近3天，将这件敦煌文献制成高清图像，通过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免费向全世界读者公布。

    在藏经洞沉睡了近千年的敦煌文献，自1900年被发现后，屡经劫掠，散落世界各地。百余年来，几代国图人从未停止搜求、整理敦煌文献的脚步，即使片纸只字，也不曾轻视。惜之爱之，守之护之，坚持不懈地展示其风貌，揭示其价值，使一馆之瑰宝成为天下之公器。

“中国人有能力保护祖先留传下来的文物”

    1910年，18箱敦煌卷子从甘肃运抵北京，交付京师图书馆。经历了洋人、国人近10年的掠夺与偷盗，终于有8000多件敦煌文献在自己的祖国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如今，国家图书馆依然保存着当年编写的敦煌遗书目录。

    “国图最早的敦煌遗书目录，是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每个字下编入100号卷子。”国图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介绍。在这8册蓝布封面的《敦煌经卷总目》中，每册首页的千字文号下都标注着“计十束”。刘波推测，当年这批敦煌遗书解运到北京，就是10件捆扎为1束，10束刚好是100件，正与每个千字文号下的100件卷子对应，“入馆之初，它们依然保持着10件1束的捆扎状态，千字文号就是按照当时的捆扎状态逐一编号的”。

    安逸有序的时光并不长久。20多年后，随着日军铁蹄的日益逼近，这些敦煌文献不得不开始又一次远行——转运上海以躲避战火的侵袭。先是进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仓库，后又移入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这些敦煌遗书没能在抗战胜利后就运回北平，而是推迟到了1950年年初。刘波分析，敦煌文献配备箱柜破烂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调拨、藏家捐赠、市场购买等多种方式，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不断丰富。2004年6月，16000余件敦煌遗书全部移入敦煌遗书特藏库，装进了特制的楠木柜中，保存条件得到空前改善。

    特藏库落成后，有国图馆员发出这样的感慨：“长期以来，国际、国内都有一种错误说法：国家太弱，与其让文物在国内得不到保护，不如让‘洋人’拿走，放在他们那里保护得更好。这种逻辑长期成为西方列强掠夺我国文物的借口。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保护祖先留传下来的文物，有能力用国家优秀的传统工艺修复那些损坏的文物，更有条件为这些文物配置相应文化背景、文化氛围的保护环境。”

不负历劫仅存国宝，有益世界学术发展

    在京师图书馆写经室工作人员俞泽箴的日记中，留下了一则当年出借敦煌文献的记录：“援庵次长来，借去景教经一卷。”这天是1922年5月21日，援庵是史学家陈垣的字，“景教经”其实是一卷摩尼教残经，如今编号为BD00256。

    不久之后，陈垣写就了名篇《摩尼教入中国考》，解决了佛教史籍、碑刻文献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中国摩尼教史研究的大门自此打开，而这卷敦煌文献正是此篇论文的重要史料。

    在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多种目录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陈垣编纂、1931年印行的《敦煌劫余录》。当时，有人作出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论断，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不是流失海外，就是秘藏于私家，国图所藏“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而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在陈寅恪看来，《敦煌劫余录》的发表，内可以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外则有益于世界学术的发展。

    在整理馆藏“劫余”敦煌遗书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还将王重民、向达分别派往法国、英国。拍摄那些“被劫”敦煌文献，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作为最早系统收集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的中国学者，王重民、向达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

敦煌文献数字化，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几代国图人搜求、整理敦煌文献，不仅为国存宝，而且为学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推动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从馆内借阅，到影印出版，再到数字化网络发布，文献资料越来越丰富，获取途径越来越便捷，陈寅恪当年所感叹的“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的局面，已大为改观。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学者陈丽萍向国家图书馆提出申请，希望将编号为BD14685的敦煌卷子提前制成数字化的高清彩色照片，在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公布。国图满足了陈丽萍的要求，她随即完成论文《国家图书馆藏四件敦煌变文抄本研读记》，判定这件“失名”敦煌文献其实是《搜神记》的残片，而且可以与相关英藏文献进行缀合。

    刘波说，乌心怡、刘婷等3位同事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上的统计数字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到2017年2月10日，国图已上传4539件敦煌文献的158863幅图像，这意味着约占国图藏卷总数三分之一的敦煌文献已完成数字化。

    “当前公布的这些彩色图像，还满足不了学界的需要。我们一方面在加快敦煌文献数字化的速度，另一方面也根据学术需要，把那些学界迫切需要的写卷优先数字化，有不少学者像陈丽萍老师一样提出了申请。我们欢迎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提出类似的申请，只要卷子的状况适合数字化，且工作安排得过来，我们就会尽量满足学者的要求。”尽管人手有限，但刘波仍然希望，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能早日完成，这是时代赋予他这一代国图人的新使命。

    （本报记者 杜羽 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