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有形文物与无形思想的阻隔

    【光明书话】 

    2000年，第一次去伦敦，一踏入大英博物馆，出版人于殿利瞬间就还原为亚述学者于殿利。时间有限，他绕过其他热门展区，直奔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馆。

    刻写着楔形文字的泥板、亚述宫殿前怒吼的狮子、尼尼微王宫的巨型浮雕……从1985年学习楔形文字开始，只是在外版专业书插图中见过的这些文物，此刻如此真实地呈现在于殿利眼前，让他不免有些激动。最近十几年，每每访问伦敦、巴黎、纽约，只要稍有闲暇，于殿利都会走进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与那些见证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文物重逢。

    “每一次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都会恋恋不舍，还会有一丝的伤感，它们于我有如寄宿于海外的亲人，我珍惜每一次与它们的相见，珍惜每一次用快门记录下它们表情的机会。”这十数年来拍摄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物照片，原本只是留给自己的回味，2016年，在学者的建议下，他以这些文物照片为线索，撰写了《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以下简称《人性的启蒙时代》）一书，由故宫出版社出版。

    虽然书中收录了众多国人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图片，文字也晓畅易读，但只要看看书名，读者就会明白，此书既非简单的文物图录，也不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史的普及读本，而是寄予着一位亚述学者深沉的历史情怀。

追问人性

    一尊距今3700多年的青铜雕像跪立在卢浮宫的玻璃展台中，只有十几厘米高，少人问津。于殿利知道，这个跪着的人是巴比伦王国最知名的国王汉谟拉比。

    “这尊雕像是献给神的，汉谟拉比正在向神祈祷。”于殿利站在雕像前，与它对话，想象着祈祷的内容是风调雨顺还是公平正义。

    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中，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古巴比伦的认知可能最为匮乏，而对于与之相关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亚述等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概念更是陌生。

    “‘美索不达米亚’是指两河之间的土地，也就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大部分地区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小部分地区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的特点尤为鲜明，它的北部因亚述城得名‘亚述’，南部因巴比伦城而得名‘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分为南部的苏美尔和北部的阿卡德。”于殿利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创造的，而是经历了很多不同民族的交替更迭，今天的亚述学其实并不局限于对亚述城的研究，而是涉及整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综合性学科。

    于殿利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产生兴趣，并非只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代系统研究楔形文字的学者，而且因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他看到了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法律文明、人本主义思想等这些构成人类现代文明基石的诸多元素的本源，“从人类文明起源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一直到文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人类并没有改变基本的生活方式，标志着人类这个物种存在的道德准则，几千年来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和提升，改善和提升的只是满足人类欲望甚至于贪欲的手段而已。”

    在《人性的启蒙时代》中，于殿利把焦点放在了“人性”这个最早诞生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中的概念。苏美尔人发明了迄今所知人类最早文字——楔形文字，据楔形文字文献记载，培养人性是苏美尔人学校的根本宗旨。

    在于殿利看来，人性发展的成果可以用人类的造物文化和精神文化来概括，前者体现为有形的艺术，后者体现为无形的思想。艺术和思想本是一回事，或者说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艺术体现为具体的物质，而内核是思想；思想体现为抽象的观念，却无不附着在具体的物质之上。没有空洞的艺术，也没有不依赖具体载体的思想。于殿利希望，通过《人性的启蒙时代》能够打通有形的文物和无形的思想之间的阻隔。

反思亚述学

    在人们的过往印象中，亚述学常常意味着神秘的楔形文字，复杂难记的人名地名，与今天、与中国、与我们无甚关联的战争，不仅小众，而且堪称冷僻。

    在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以出版学术著作而知名的出版社浸染多年，于殿利通过大量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领域的阅读，更容易跳出亚述学研究的小众圈子，着力思考历史研究的共性问题，写出像《人性的启蒙时代》这样的著作。

    在于殿利看来，亚述学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历史学中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亚述学不仅研究语言文献，而且涉及文明起源的诸多领域，如农耕起源、城市起源、冶炼技术起源、印刷复制起源、文字起源、数字起源、天文学起源、文学起源、学校起源、图书馆起源、法律起源、民主制起源以及其他经济和管理制度的起源等。

    随着反思的深入，于殿利意识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应该成为亚述学努力的方向。

    “亚述学材料稀少，亚述学者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要写一部反映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断代史，例如苏美尔人城邦史或巴比伦史已经很不容易了——实际上国内外的著作也确实少得可怜，对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做全面论述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于殿利认为，面对这种天然的劣势，亚述学者可以在三个方向上有所作为：其一，真正把亚述学纳入到历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来。善于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大的文明视野下，来考察具体的亚述学问题，把亚述学的微观研究与大的历史观和文明观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献材料缺乏的弊端。其二，自觉运用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我所用，材料不足用方法和理论来补足。让不同的方法成为一个个黏合剂，把散落在各处的支离破碎的“碎料”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再用一种种理论把它们有机地串在一起，成为能够被人理解和接受的知识体系。其三，自觉地把古今中外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生活其下的当今社会成为发现问题的源头，成为破解问题的线索，使面对有限的“碎料”既看不出问题更不会给出答案的“沉寂”局面有所改观。

    “现实是最好的导师，问题是最好的导师，让现实和问题把‘碎料’激活，亚述学研究才会充满活力。让亚述学把古今贯通，使世界融通，亚述学的活力和生命才会持久。”于殿利希望，未来，亚述学的影响和地位能够超越亚述学领域，甚至超越历史学领域，不仅引领整个历史学科，而且能对其他学科提供更多的借鉴。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