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库全书》相视，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

    【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  

·编者按·

    书香致远，故纸弥新。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赵城金藏》等“四大专藏”为代表的国家图书馆珍藏典籍，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诉说着无数有识之士竭尽财力、智慧乃至生命使之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独特的文物文献价值。

    “有根可寻，有本可立，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报记者寻访“四大专藏”等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的编纂和流传故事，追忆那些为之作出贡献的伟人先贤和名人大家，解读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与读者一起共享中华文明的荣光。今天，本报推出《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系列专题报道，首先让我们共同走近文津阁《四库全书》，体味这部“盛世宏编”的伟业与非凡。

    国家图书馆北区稽古厅，遮光门缓缓展开，氤氲两百多年的书香扑面而来。这是国图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专藏书库，上下两层，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题字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屏风两旁，128个书架林立，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朱红色书架上。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谢冬荣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取出经、史、子、集四函书，绿、红、蓝、灰四色如新，夹板、丝带、铜环仍在。翻开书册，“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端正的馆阁体楷书，向世人展示着历经时代变迁仍不褪色的知识魅力。一门之隔，书库之外，是现代化的阅览室里品类齐全、精华尽收的馆藏图书和埋首读书的读者身影。

    2008年9月9日，在四库全书专题展上，文津阁《四库全书》向公众开放，读者纷纷留言：“与《四库全书》相视，我们对中华文明更有深情了！”百余年来，这部皇家巨帙以原架、原函、原书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被社会贤达研究鉴赏，被有识之士出版传播，被芸芸读者景仰追捧。

从皇帝御览到传世经典

    收书3461种，共36304册，约7亿字……站在一排排书架间，足以想象200多年前这是一项何等浩大的皇家工程：《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乾隆年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几乎收录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所有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盛世修书的传统中国历来有之，而《四库全书》规模之浩大实属空前，在整理历代文献、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意义重大。”谢冬荣介绍，《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这种图书分类法已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圭臬。

    编纂完成后，清政府先后抄录七部《四库全书》，并于1779至1784年间陆续建“南北七阁”以贮藏，其中北方四部、南方三部。北方四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这四部为皇家专用，又称“内廷四阁”。南方三部分别收藏在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当地士子可以进阁阅览。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北方四部中最后抄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3年之久，成书后曾作过三次全面复查，均由总纂官纪昀亲自主持。“它的内容更全面、校勘更精细，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谢冬荣说。1991年底开始，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开展文渊阁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工作，最终形成《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一书。研究发现，两阁书在篇卷、文字、序跋、附录等方面差异巨大，以集部为例，文津阁本就收录了文渊阁本所没有的诗文4000余篇。对于文津阁《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可谓“爱不释手”，每去避暑山庄都会阅览此书，从每册书尾均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大印就可见一斑。

    当代不少名家也不吝其对《四库全书》的赞誉，国学大师季羡林称之“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它是“传世藏书，华夏国宝”，任继愈称赞它“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在这些盛名美誉背后，藏不住的是这七部书随着历史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如今，七阁《四库全书》只剩下“三部半”：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转运至台湾，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残缺的文澜阁本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而从避暑山庄调拨至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因其始终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而弥足珍贵。

从居无定所到妥善保存

    2008年开始运行的国图《四库全书》专藏书库宽敞明亮，书架上摆着温湿度测控器，工作人员定期投放樟脑丸，为的是让这部传世珍籍能在恒温恒湿无虫的环境中更持久地保存。

    “别看现在的保存环境很好，近百年来它的保存可是历经坎坷。”谢冬荣告诉记者，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图以来，百余年间曾六次搬迁。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为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清政府允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调拨京师图书馆，然而从避暑山庄到京师图书馆的路并非坦途。1914年1月，押运到京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竟被北洋政府内务部拦截，运往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闻讯心急如焚。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促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之不至。询以德律风，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至文华殿，遂回部。”1915年8月，教育部与内务部交涉，请其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京师图书馆，终得同意。9月，鲁迅、戴克让等前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办法。历经一年的清点、接收，次年9月，《四库全书》正式入藏京师图书馆。

    当时的京师图书馆馆舍在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四库全书》存放于后院西式平房内，保存条件并不好。据晚清藏书家贺葆真的日记记载：“热河所藏书运京后，由内务部移交教育部时遇雨，颇有损伤。在图书馆书箧书架亦多安置不适，宜其无秩序亦见一斑也。”遇雨受损、安置不适，《四库全书》的处境命运成为当时国人的牵挂。

    这部书亦承载着一条街道的记忆与荣光。1929年，文津阁《四库全书》随改名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迁到中海居仁堂。1931年春，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新馆落成，文津阁《四库全书》随之迁入这座气势恢宏、古色古香的宫殿式建筑。此后不久，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建议将馆前街道命名为“文津街”，获准同意。从此，这条原本并不出名的街道因《四库全书》的到来，成为万千读者心中的圣地。

    1988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在白石桥落成，文津阁《四库全书》迁入新馆。因馆舍设计时未考虑原装书架的尺寸，《四库全书》只能在善本书库外择地另存。2008年5月，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竣工，为《四库全书》专建两层新库房，面积比先前增加三倍。当年9月初，全部书函搬迁完毕。

    “从方家胡同到新馆专藏书库，国图始终把文津阁《四库全书》视为珍藏，它从居无定所到保存条件越来越好，既折射出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变迁史，也反映了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完善。”回首这百余年的风雨，谢冬荣不无感慨。

从镇馆之宝到百姓案头

    “大开眼界，叹为观止。”2008年9月9日，《四库全书》31册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源阁本向公众共同展出。展览期间，库房两侧的大门定时打开，读者可透过玻璃看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全貌，壮观的书架、书函引得参观者或驻足观看，或拍照留念。在这次展览之后，国图还在节假日等重要时间打开稽古厅的遮光门，让到馆者一睹此书真容。

    这与百年前的境况大不相同。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记载，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读者进馆阅览《四库全书》需要购买“四库书阅览券”，1922年阅览券的价格从一张券五枚铜圆涨到十枚。当时亦对摄影、转抄《四库全书》做了详细的收费规定。

    在当时的学人心里，还酝酿着一个想法：影印《四库全书》使之走出深闺为更多人识。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1917年1月7日，张元济将一纸商借京师图书馆馆藏《四库全书》影印的申请，直呈北洋政府教育部。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终未实现。张元济先生由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

    88年后的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面世，先贤们的夙愿变成了现实，而文津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处理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样一部盛世宏编正从“束之高阁”的国家典藏“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方莉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