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须寻求最大共识

    【生态笔谈】  

    春节前，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加快治理‘大城市病’ 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联组讨论会。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高扬在联组会上表示，北京机动车管理现阶段主要采取“限购”“限行”“限外”等行政管控方式。虽然尾号限行“严控”，但机动车使用强度却在“增加”。他建议，通过严格控制出行车位供给总量以及停车价格等方式，降低机动车拥有量和使用强度，逐步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管控。

    早在去年初，北京十四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关于缓解交通拥堵新闻发布会，曾明确2016年北京将加快制定《北京市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规定》，出台更加严格的机动车限行措施，同时将大幅提高中心城路侧停车收费的价格，落实停车价格的市场调节机制。由于涉及众多市民切身利益，引起广泛关注，这部法规并没有提交审议。但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必须从坚持公交优先、保障绿色出行、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出行停车成本、固化现有限行措施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

    为控制机动车新增数量，北京市自2011年起实施摇号政策，机动车保有量增加放缓。现在，北京市提出“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原因就在于要切实治理交通拥堵。应对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减少机动车的出行频率似乎已经成为不二的选择。

    应该说，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人们的用车行为，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探索综合治霾治堵的新路径新方法，这一点不难理解。就目前而言，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不仅仅涉及机动车出行的调控问题，还涉及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路权和财产权以及城市治理体制和行政治理方式等深层次问题。对于车主特别是私家车主来说，这无疑意味着部分路权的让渡。不同的机动车驾驶者具有不同的敏感度，对于以跑运输为业的车主，无论如何设定限制措施，都会对其生计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基于路权让渡的敏感性，政府出台“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政策时，必须重视政策措施的公平性与可接受性。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初衷，都应以维护和增加公众权利为目的。如何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也当如是考量。为此，一方面，应通过专家论证和民意交换，弥合社会认知差异，厘清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寻求治理交通拥堵的最大共识，让所有人都参与到交通治理这样的公共事务中来；另一方面，限制公众出行方式尽管是严峻交通形势下的应急之策，但这种限制必须建立在不增加公交出行成本，且能够为公众提供多样出行选择的前提下；此外，还要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措施调控交通需求，改善交通服务，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同时，提升公交车辆的供应强度和运行效率，让市民更多地选择绿色出行。

    治霾治堵，是今后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公共政策和地方法规亟待补齐的短板。其中，机动车的保有能否得到合理控制，使用强度能否顺应现实治理要求，显得尤为重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理顺权利和义务关系，优化治理体制，单靠指令性政策显然不行，需要整体、协调、刚性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