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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星期三

    匾额里有文化自信

    ——访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

    作者:本报记者 董城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05版)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仿佛置身于一方浓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一块块高悬的匾额,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深深印记。匾额无声,为它们代言的人叫姚远利。

     

        看到别人坐下后,自己才坐下;一直把参观者送到门口,目送离开;到了饭点儿,会留你吃一碗北京炸酱面——这就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给人的第一印象,朴实、厚重、大度,也略带无奈。

     

        “在我国,对匾额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相关专著更是十分匮乏。我到韩国去开匾额研究的会,那里对匾额的研究十分深入,比咱们可下功夫多了。”姚远利感慨地说。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姚远利就已经是京城小有名气的藏家。那时候,他钟情于古砚的收藏。当时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写过一篇关于古砚体系划分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然而,坐拥500多方古砚的姚远利,有一天突然觉得有一种东西比古砚更能直接体现文化的传承——匾额!

     

        从第一块“选举孝廉方正”匾的收藏开始,姚远利一发不可收拾,攒着攒着,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科举匾额博物馆。

     

        在姚远利看来,博物馆的功能远不仅仅是承载艺术那么简单,更应该重思想、重教化,以文化人,给人以文化自信的原动力。他自己就是照这个路子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

     

        为了寻找匾额文物,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古玩市场、农村大集,姚远利都走到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大门是一块无字石坊,收自江西金溪,属明代万历年间,其门楣中间匾额空白,永留一个家族无人取得功名的遗憾。

     

        近年来,姚远利不断在北京建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科举匾额拓片展。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吸引了无数中小学生,成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

     

        生活中,姚远利是个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的人,他不怕人问刁钻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是真诚的。曾有人当面直言,“科举”不是什么好词儿,您怎么还办这么个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总是一脸真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他从理论上总结出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一看科名;二看题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工艺。这些匾额在他的视线里,集宣扬教化、见证科举、载承历史、弘扬书法于一体,是沟通古今价值观的一座桥梁。

     

        平时,姚远利也有不太高兴的时候,那就是被一些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把匾额的价值给看扁了的时候。比如,同样是博物馆馆长,总有人轻描淡写地对着姚远利客套“噢、噢,原来您是搞民俗的”。

     

        “匾额,并不是古代寻常的艺术品,而是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颁行。”姚远利解释道,匾额的应用,以“标识名称”和“宣扬教化”为主要功用,行匡正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姚远利的心中,匾额是门大学问。

     

        (本报记者 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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