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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6日 星期一

    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及其伦理营建

    作者:陈忠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6日 15版)

        在享有巨大的城市化成就与福利的同时,我们也日益遭遇城市焦虑、城市困惑。城市规模是否需要建构得更大些、数量更多些?城市生活的节奏是否应该不断加快?在不断变迁的城市社会,我们的身心、情感又该如何安放?面对这些复杂性问题,任何一种单一的视域、维度、学科都难以解答。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穿透性、整体性的城市研究,需要一种更具总体性的城市自觉。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城市社会”概念,既意指一种世界状态,也指向一种总体性反思。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的推进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城市时代,成为城市社会。在他看来,“城市社会”这个概念准确地描绘了城市化时代的特征与趋势。而我们正在创造、正在进入的城市社会,又是一个存在复杂问题的社会,需要进行总体性反思、整体性批判。基于此,列斐伏尔认为,使用城市社会这个概念并不排斥具有鲜明整体批判色彩的“对消费进行控制的资本社会”这个概念。

     

        美国学者芒福德对“城市世界”的沉思,指向对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反思。在他看来,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性、孕育性场域。城市对多样文明要素,对人类多样需求、多样能力的聚集与激活,使其在起源上就具有世界意义。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扩展的现代城市则使整体地球不断城市化。城市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城市化相共生,既表征着文明的进步,又呈现出深刻的问题:由人所创造并应该服务于人的城市,却可能成为压制人性甚至给人带来痛苦的场域,野蛮、暴力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而减少,甚至人的基本健康需要也受到了威胁。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表达了对城市变迁的总体性担忧。他认为,“席卷全球的城市化浪潮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其中有一些是技术性的,一些是经济上的,还有一些属于心理层面。”“根据科学家们的预测,如果人类自身不灭绝的话,那么这个物种还能在地球上继续生存20亿年。我们要在巨型城市中生活20亿年!这种苦难是人类所能够忍受的吗?”城市的推进要求人们不断对自身进行调整。人类能够适应这种调整的节奏吗?能够适应作为常态的城市生活吗?没有对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反思,就没有城市的自觉合理发展和人类的未来。

     

     

        没有对城市社会总体性逻辑的把握,也就没有不同学科城市研究的真正对话,没有对城市问题的深层把握。城市社会的总体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人的总体性与城市总体性相互建构。城市是人的创造物,是多样异质文明的空间化聚集,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对象化实现。人类之所以历史性地选择了城市这种空间存在形式,是因为城市聚集起多样的人群,催生出多样的分工,建构合理的秩序,从而使人们可以更为高效率地展现、发展人的多样潜能,营建更好的生活。但城市发展却往往呈现一定的异化倾向:固化的分工使人的能力片面发展、片面的生活使人的心理与机体病态化等。探索城市总体性与人的总体性相互生成的规律、韵律、趋势,是深化城市研究的重要基点。

     

        其二,文明总体性与城市总体性相互生成。一方面,城市是文明的核心标志与核心成果,人类文明主要以城市为场域得以生成、保存;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人们进行文明创造的重要机制,城市的聚集与扩散等效应为文明的创造、创新提供重要动力。在城市与文明的相互激活、激发中,文明不仅包括建筑、器物等物性文明,也包括知识、价值、制度、心理等心性文明或人性文明。城市发展不仅是物性财富的生产、增殖过程,更是一种合理心性财富、人性财富的生成过程。确认文明总体性与城市总体性的复杂关系,对推进城市社会的深层文明自觉具有基础意义。

     

        其三,生态总体性与城市总体性相互制约。生态是一种总体性存在。一方面,生态具有多样性,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多样生态之间又具有关联性、互通性。随着科学、技术、组织能力的进步,作为人为总体性的城市似乎征服了自然,整个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但自然自身的总体性、规律性从未消失,并始终是城市发展的终极制约。盲目地放大、信任城市的人为总体性,忽视自然总体性对城市总体性的命运式制约,会导致城市的根本存在论危机。

     

     

        面向未来,以城市社会为重要形式的文明进程不仅需要有更多知识和科技,更需要伦理自觉、伦理规范。城市社会的伦理自觉,需要以人性、文明、城市的总体性为基础,自觉调整不同层面的城市关系。

     

        其一,城市发展与人性调适限度的关系。“对全人类而言,城市生活正在成为一种常态;社会环境的这一巨变要求人性也要相应作出重大的调整。”(汤因比言)但问题在于,人们能够无限度地改变自身、调适自身吗?在长期进化中,人类已沉淀了诸多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生理与心理。城市发展是否需要尊重、遵守历史积淀而成的人本身的规律与节奏?显然,需要以人本身、人性的历史沉积为基础,对城市化的方向、速度与质量进行自觉的伦理反思与规范。否则,所谓的城市发展或许只是一个制造问题和危机的过程。

     

        其二,城市进步与文明多样共存的关系。文明与城市的推进不仅意味着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理、心理等的更新和变化,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文化与城市要素的多样保存,意味着不同文明体、城市体的个性生成与多样共存。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失个性,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具有类似的、标准化的购物中心、娱乐中心、道路与建筑、景观与公园等。深层理解城市与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对于建构一个富有个性、人们可以多彩幸福生活的城市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城市美化与整体生态代价的关系。在不断发展的技术与欲望的支撑下,城市数量不断增多、体量不断增大、景观日益美化。但问题在于,在一种急功近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与机制主导下,所谓的城市生态美化,其结果是资本雄厚与权力强大的城市或区域的生态得到改善,而社会整体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显然,为了城市社会的整体可持续,需要对城市发展的生态代价进行更具总体性的伦理反思、整体规范。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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