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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5日 星期三

    “C刊”标准多元化,价值才能最大化

    作者:本报记者 姚晓丹 刘博超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5日 05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知名高校学报由“C刊”变为“C扩”,引发热议。光明图片

        【“C刊”事件追踪】

     

        “CSSCI”这个原本只有学术界常常碰到的词汇,近日忽然闯进公众的视野,引起广泛关注。

     

        “CSSCI来源期刊”目录刊物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都有刊物‘进进出出’,但很少引起争议。这次的争议,除了一些名校学报由“C刊”变为“C刊扩展版”引发质疑外,还有评论认为“C刊”的评选要求单一、仅仅依靠“影响因子”,甚至有人批评“C刊”一家独大影响学术生态。那么,对我国学界来说,“C刊”意味着什么?存在价值又是什么?

     

    引导规范作用积极,评价方式有利有弊

     

        “C刊”的存在有其时代价值,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鹏认为:“它在引导学校、学者追求高水准的科学研究,规范和评价学校、学者科学研究水平方面,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C刊”的评定方法是公开的、可重复的,期刊选定方法和过程应该说也有科学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应该看到,“C刊”评定结果除个别争议外,基本符合多数学者心中的标准。对于最近的争论,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陆亭认为:“应该说,一些学报编辑部反映的‘引用’问题,是局部存在,可能多发生在‘边缘’刊物,但不能由此推断‘C刊’整体都不好。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呢?我认为,是赋予‘C刊’的责任太大了,甚至是唯一责任,它担不起。”

     

        那么,“C刊”以影响因子、引用数量为硬依据的论文评价方式合理吗?“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影响因子高、引用数量多,当然说明了影响力,但有时综述性文章甚至领导讲话引用率特别高,也会发生互引现象。其实,同行学者知道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行政评价有可能在指标清晰的情况下做出错误选择,而学者评价可能是在标准模糊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学者同行评议是改革的方向。但从当下社会诚信缺失的现实出发,制度设计是关键,同行评议与客观数据应当结合。”马陆亭说。

     

        学术评价的多元化方向无疑值得鼓励,这也是完善学术评价体系的关键所在。高校、相关部门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应使用多元标准而不是一元标准。有学者认为,研究型大学以科研为主要评价依据,可以偏重论文发表数乃至“C刊”论文发表数;教学型大学的标准就要纳入影响教学的评价因素;而应用型大学就要多纳入技术运用、社会服务的评价因素,后两者就不应过多地要求论文发表数甚至“C刊”论文发表数。

     

        多元有利于竞争环境的营造,竞争环境越成熟,参与竞争者的自我评估与完善的内驱力就越强。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在多元标准下,“C刊”作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有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

     

    争议可以促进自身标准完善

     

        近年来,“C刊”指标一直在自我评估和完善过程中,比如对互引与自引的监测、引文及引用行为本身的学术性监测等等。此次围绕“C刊”的争论,也可以给“C刊”的完善提供另外的视角,促使其探索自身标准上的多元化。

     

        “不同学科大类差异很大,如工科不能理科化,人文不能社科化。我的观点是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发展。即大类需要有不同的标准,如理科写论文、工科看产品、文学艺术看作品等,当然,这只是个大概划分,需要制定不同的标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是,同一大类学科的共同性还是很强的,需要有共同的科学范式。要不,各说各的好,各说各的特殊性怎么发展?因此,同一类别下,标准相对统一,否则就不客观了。”马陆亭说。

     

        “C刊”本身的多元化,可以方便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学校按自身的要求和方向,采用适合自己的那部分“C刊”标准,从而实现各个高校在评价体系上的多元化。如高水平大学必须创新提炼新知识,而转型高校则需注重已有知识的推广应用。在科研上,高水平大学可能需要多申请基金项目,需要发表高水平论文;而转型高校则需要向企业、向社会争取横向项目,需要解决现实问题。标准多元化是未来的方向,只有标准多元化,各级各类高校才能采取适合自己的标准,“C刊”的价值才能最大化。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 姚晓丹 刘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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