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抗癌”的文化底蕴

    【聊健康】

    近年来，医学领域对癌症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无论是技术、药物还是疗效及精准度，都有了很大提高。然而，癌症仍是无法跨越的一大难题。

    事实上，癌症不是“外敌入侵”，癌细胞也是从正常细胞突变而来。那么，对待这些“叛变”的细胞，是赶尽杀绝还是使之改邪归正，进而实现共生共存？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汤钊猷院士曾首提“中国式抗癌”，既不是纯西医，也不是纯中医，而是中西医协作、配合、互补，是整合医疗，其主要策略是消灭和改造并举。前者更多取自西医，后者更多蕴于中医，各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

    文化出自自然，文化的内涵有科学因素和真理存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西医和中医，以及各自形成的医学观，探讨的均是人的生命和威胁生命的疾病。

1、不同地缘文化孕育出的中西医

    西医源自古希腊。四分之三的国土均为山地的希腊三面环海，南为地中海，东为爱琴海，西面是伊奥尼亚海，只有北面与欧亚大陆相连。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希腊人开放、外向的文化。

    大部分西方国家位于北寒带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利于赖以生存的农耕，同样滋生了“外扩”“外侵”，进而衍生出“斗争”和“征服”的文化品质。以这种文化为基底，疾病的发生被认为是“外敌”入侵，从而生就了以“消灭”为主要策略的西医文化。

    而中医，作为东方文化的典范，起源于北温带地区。该地区处于欧亚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为陆地，或有高山、草原阻隔，在内部，有大河源头，高山积雪融化提供充足的水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加之大河条件的气候适合人类生存，形成相对内闭和保守的思维，合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拍。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孕育出“内守”与“和谐”的文化品质，进而造就了以此为基本品质的中国医药学文化。

2、中西医思维文化的差异

    中西医均各自经历了神灵或巫术医学模式时代。这种原始的医学发展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结构的医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真正西医的出现和发展起始于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哲学思想“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促进机械论医学模式形成。解剖学发展以及显微镜的问世和由此发展的细胞学，促进了对生物体的研究，形成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30年代，磺胺药的发明，尤其是英国科学家发现青霉素并成功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开创了“盘尼西林医药”时代。与此相应，外科技术突飞猛进，西医对疾病的治疗达到前所未有新高度。

    无论是杀菌、灭菌，还是外科手术去除病变，西医基本上采取“征服”的方式治疗疾病。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疾病的原因，与炎症、溃烂、变性、肿块等组织器官的病变，一起被作为“征服”对象。以消灭病因为主的“病因治疗”，以及消灭病灶为主的“病位治疗”，延续至今，成为现代医学的主要治疗模式。

    然而，西医最大的不足是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正如美国著名医学家恩格尔所说，机械论和单纯生物医学模式“没有给病态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虽然近年来不断呼吁探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仍是西医发展的最大困惑。

    中医经历了“巫文化”和“天人合一”两个阶段的发展。《黄帝内经》基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和临床实践，奠定了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认识基础，划清了与巫医的界限，促进了中医第一次飞跃发展。“医宗之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完成了中医药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过渡。上述两部经典著作及其以后各家的著述，成为中医长久不衰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

    中医注重生命过程中，疾病、健康等各种矛盾的动态平衡以及和谐发展。犹如农民按万物生长规律，观天时播种、施肥、收割、储存，获取农作物最佳生存状态以保证收成一样，中医把人的整体作为医疗活动的对象，而非疾病本身。其以人的生存为目标，因人、因症、因时、因地权衡利弊，把握主要矛盾，随机应变，从而采取保存生存实力的“和谐”处理策略。

    但在农耕背景下产生的中医药学，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影响之前过早成熟，难免带有农耕文明痕迹。面对现代西医药学的冲击，显得措手不及。与具有现代科技支撑的西医相比，中医难以找到按现代科学定义的“标准”方法，这也成为自身发展的最大困惑。

3、扶持整体健康是正道

    对于癌症的治疗，可以说是一场世界性挑战。

    当前主要问题是，癌症研究陷入一种“癌症文化”，也就是一种思维误区。在这种思维方式驱动下，追求肿瘤的局部清除成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追求延续生命的真正突破。西医“癌症文化”是突变频率越高，靶点越多，精准治疗效果越好。其实，突变多，恰恰说明机体防卫机制尤其免疫系统整体功能低下，容许更多突变产生。因此，正确的治疗应该是扶持整体健康，将预防突变贯穿于整个生命过程中。

    一位美国学者将抗癌过程比喻为战争。无数战斗、弹药、大兵，一味实行“消灭”的策略，不仅不能获得太平，反而还会使敌人发动的破坏此起彼伏、无休无止。正确的策略则应该是“改造”，改造思维、改造系统，从上到下，让其恢复健康。癌症治疗也一样，单纯“消灭”，只能是顾一时而失长远。“改造”则是维持长久疗效，让病人获得长期生存的关键。各种强化机体免疫的措施，已证明可给病人带来生存受益。

    中医药以人为本，以生存为目标，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或先扶正后祛邪，或先祛邪后扶正，或扶正祛邪并重，为生命寻找针对当下状态的调制方案，让病人与癌共存。这里，“改造”包括改造癌细胞本身，改造癌细胞生长的微环境，改造整个机体，强化生命机能，护持整体健康。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乳岩”“舌疳”“伏梁”和“症瘕积聚”等记载。几乎每个有成就的中医专家，均可举出这样的例子——应用中药让许多失去生存希望的癌症患者与癌症和平共处。

    其实，人体并无“中西医”之分，但医学总会有同根。将西医以“消灭”为主的策略，结合我国重在创造、维护整体健康的“改造”策略，是“中国式抗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中医和西医相互协作、配合和互补，可能是控制和治疗癌症的出路。

延伸阅读

战胜癌症需要联手

    当前，癌症防控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卫生话题。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战略目标。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医疗一体化建设是京津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国抗癌协会牵头，天津市抗癌协会、北京抗癌协会、河北省抗癌协会日前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签署发布了“京津冀联合抗癌倡议书”，承诺三地将推动医疗一体化建设，依托各自的行业影响力和专家资源，搭建“京津冀癌症防控联动平台”等，致力于在京津冀尽早实现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防控目标。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指出，癌症防控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各方参与。只要全社会共同携起手来，关注癌症，科学抗癌，我们一定能战胜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