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之年”走好“深化之路”

    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70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到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改革被赋予了新内涵，有了新要求。

    “抓住供给侧久久为功，深入持久推动改革，是克服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日前，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端对话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如是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重要理论成果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阐述，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创新和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杜飞进在此次高端对话中指出，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与机遇，可以从多个观察视角或维度来思考：一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维度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的科学思维；二是从全球价值的维度考量中国方案、中国主张的世界意义；三是从解读中国实践的维度来构建中国理论的学科体系。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以学理为支撑对我们科学决策、政策设计的优化和提升。改革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必然从制度结构、利益格局入手，寻求最大制度红利之所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性意义，这是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刘伟说。

    与会专家们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确定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并且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把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阐述，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创新和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更强调市场、法治的办法，更强调技术标准的引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至今，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积极进展。部分与会专家指出，不能把去产能简单理解为减少产量。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点上，2016年已经明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并不是代表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内容。在推进过程中，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应把握科学的指导方针。去产能，怎么理解？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在讲去过剩产能，真正的实质问题是去落后产能。”在贾康看来，仅仅依靠下达行政性指令的办法效果有限。比如，究竟把哪些企业作为去产能的对象？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去一一甄别、判断，大量中小企业只能是在严格环保准入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公平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去除落后产能，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法治和市场的手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煤炭、钢铁去产能，为什么在最近这半年有部分地方又出现反弹，走回头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企业找不到一个真实科学的价格体系。”复旦大学RICE智库成员、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副总裁刘宇说，“通过市场主体的竞争开展创新、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形成真实的价格体系，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需要重点着力的地方。”

    与此同时，法治的手段将更加被强调。“我们看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这显然是在问题导向之下的长远考虑和着眼全局的重大制度建设部署。今后，民法典可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一个夯实现代市场体系产权基石的里程碑。”贾康说。

    如何用“标准”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学家们热议的重点。

    “要防止‘用新瓶装旧酒’，要科学地理解、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强调，“改革要注重公平性，政府要找好定位，制定标准，比如，安全标准、质量标准、节能减排标准，把标准制定好以后，通过法制化的手段执行，一视同仁。”

    以农产品为例，一方面有大量农产品库存积压，另一方面我们每年要花大量的外汇进口农产品。“如果我们在质量的标准、安全的标准、市场的标准方面加快跟进，供给侧的质量将得到有效提升。”徐洪才说。

给实体经济更多源头活水，迎接创新的“爆发期”

    据统计，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1.59%，创近四年来新高，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1863亿元，比年初增加2038亿元。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

    对此，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一是要进一步推进金融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二是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三是要提高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是喜欢做大做优，过度倾向于大中型国企、经济热点地区，‘三农’、中小企业等普惠金融领域还有提升空间。此外，要解决金融效率的问题，要增加民营银行的供给，利用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大数据等方式向‘三农’、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体系效率”。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宗良认为，振兴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很重要，“金融资源不应再对落后产能进行投入，以便其退出市场；同时要让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并按照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原则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圈”。

    “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加快立法层面的跟进，是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攻坚的问题。”身处金融改革一线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总裁苏宁指出，大宗商品市场聚集了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等各方面要素。现在很多交易场所忽略了业务的本质，忽略了怎么去服务实体经济，“这就需要从国家统一层面科学规划，加强监管，同时进一步加快立法，可以为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更大空间”。

    “强调市场化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把市场环境规范起来，真正做到开放、有序、竞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要使市场供给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就要把更多生产经营自主权、收入分配等相关权力下放，增强企业活力，加强追责制度，严格产权保护，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另外，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放管服”的改革坚持下去，放开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改进政府面向社会、面向企业的优质服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认为，产业升级对创新产生巨大的需求，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从目前观察来看，中国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创新的“爆发期”，“把创新作为重要引领，我们就有信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