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掘好 更要阐释好

    在2017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川流的人群中，总有脚步停驻在《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金华丛书》《宁夏珍稀方志丛刊》等厚重的“大部头”地方文献前。地方文献如此大规模展示，并被众多读者热情关注，在多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那些曾静静躺在图书馆库房角落、收藏者书房中的地方文献，如今走出库房、书斋，以地域为圆心，汇聚成一册册地方特色浓郁的著述。这是文化追溯的力量，体现了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传统的内在需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表达过这样的期待：“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坐标，一个是地域坐标。我希望学术界经过共同的努力，构建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立体模式，描述时与地整体演进的图景。”

    越来越火热的地方文献发掘、出版工作，正在向着袁行霈期待的方向发展。

寻根不再难

    多年前，在四川巴蜀书社的办公室里，四川某县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向该社副编审王雷大吐苦水：“要找到一个切实可用的古旧方志版本实在太难了！”在整理当地文献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县图书馆里存的方志，竟然仅从民国时期开始收录，之前的历史一片空白。为此，这位工作人员只能抓住一切出差的机会，从各地图书馆收集资料。由于有些方志已被当作珍藏，不提供外借，为了不给当地后人留下遗憾，他用手抄录了大量文本。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出版一套方志集成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王雷说，一个县的方志办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想找到了解一座城市历史的可靠资料，有多么艰难。

    不负众望，在今年的全国书业交易盛会上，王雷终于将《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带到了读者面前。书中全面收录了今四川省境内各市区县古旧方志一百七十六种，其中包括永宁厅、马湖府、西康省、定远县等历史上重要的行政区划，以及康熙《顺庆府志》、乾隆《直隶达州志》、乾隆《屏山县志》、乾隆《雅州府志》等珍贵版本。

    那位手抄文献的工作人员在得知该书出版后，立刻找到王雷询问收书情况，开始着手布置古旧文献的点校整理工作。

    在国家愈发重视地方文献整理的大背景下，袁行霈、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灵庚、作家韩少功、南京师范大学学术骨干团队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了发掘地方文献的队伍。

    随后，702册的《湖湘文库》，520册的《广州大典》，150册的《金陵全书》等，一系列丰硕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文化溯源无门的困境将越来越少。

地方文献是研究富矿

    “地方文献多是当地留存的古籍，其中包含着当地文化的渊源和重要历史记录。地方文献的发掘整理，不仅有助于梳理当地文化脉络，构建当地文化理论体系，对于学术研究也有重要作用。”黄灵庚说，在编纂《衢州文献集成》的过程中，他就通过地方文献中留存的诗歌和文章，找到了朱熹与吕祖谦和陆九渊互访、交往的痕迹，“这就为南宋理学的研究开掘了新的课题”。

    而近期出版的《宁海丛书》，则让黄灵庚重新审视了宁海两大文化名人：胡三省和方孝孺。“比如方孝孺，由于被朱棣灭了十族，所以留存的文献较少。这次从中国台湾和日本搜集回来了他的文献，发现很多崭新的资料，这些都将成为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王雷也介绍，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中，全面收录了今贵州省境内各区市县古旧方志，其所收书目包括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万历黔记》、乾隆《贵州通志》、乾隆《镇远府志》等珍贵版本。而在《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中，包含了明代及清代前期重要的方志版本，都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

    黄灵庚说：“随着各地文献发掘工作的开展和海外文献的回归，越来越多的珍稀古籍将出现在研究视野，必将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道新的风景线。”

阐释研究让文献活在当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审室主任李保民曾公开谈起《宁海丛书》出版中遇到的困境：高昂的“底本费”。整理古籍，所选底本的优劣是关键所在，但珍贵文献往往是图书馆的馆藏之宝或者收藏家的个人珍藏，费用不菲，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而《衢州文献集成》最终憾失《涧滨先生文集》六卷（明 徐文沔著）、《陆宣公文选评》十五卷（唐 陆贽撰，明叶秉敬评）、《招摇池馆集》十卷（明 詹莱撰）、《三砚斋印谱》（清 王宇春撰）等文献，皆是因为所收图书馆“不放行”。

    王雷表示，《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能收录《西康图经》，多赖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哲嗣任新建的慨然应允，才使得西康历史得以全面展示在读者面前。而有了来自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的大力支持，本套丛书才得以付梓。

    李保民感叹：“文献是公器，希望有关机构能在底本的使用上给予优惠。”

    曾多次参加地方文献成果发布的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认为，地方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不仅推动了地方文化的研究，更将引领整个中华文化的建设。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靠传世文献来记录和承载，但这些文献如果没有得到发掘和整理，就只能是库存。

    此外，针对地方文献出版热现象，詹福瑞也提出自己的思考：对古籍文献，不但要发掘还要阐释。“现在仅仅把文献汇集成书、出版，还不够。应该选取其中的经典和精华，加以研究、阐释。但要注意，任何文化都分两种：充满活性的和已经死亡的。死亡的文化对当代文化建设没有什么作用，甚至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因此，未来应该将文献出版的重点，放在发掘、阐释那些对当代文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上。”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而追根溯源、传承文化遗产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底气。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地方文献的出版，以历史为依托，必将促进地方文化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王雷说。

    （本报记者 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