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与传统政治文明

    美学学科，自20世纪初叶从西方引入中国以来，即以其对中国传统的卓越阐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检视这一学科在中国1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的解释领域主要在于人生、艺术和自然三个环节。也即在中国学者看来，人生的艺术化、艺术的自然化是这一学科主导性的价值目标，而关乎中国传统国家建构以及政治生活审美特性的讨论则几近阙如。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无美学，而是美学理论本身出了问题。换言之，建基于西方18世纪启蒙理想的现代美学，一直将个体自由作为核心价值，艺术与自然因为充当了自由的映像而受到高度肯定。与此相反，传统政治则因为与宗教神权、封建专制的密切关联而被视为反自由，并因此长期饱受抨击和批判。

    那么在传统中国，政治果然就是与美和艺术绝缘的吗？或者说，它是否就是美和艺术的天然对立物？如果我们暂且搁置西方基于个体自由的审美价值观，这一历史可能为人呈现的是一幅截然相反的景观。

中国传统政治的起源与民族的起源具有一体性，在中国社会早期，美充当了将华夏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标识，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上古政治的核心价值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苏秉琦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曾反复提及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玫瑰花图案。在他看来，按照中国古文字“花”“华”不分的特性，这种花卉图案极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易言之，华夏、华山以及出土于华山之麓的庙底沟玫瑰花彩陶图案，共同昭示出原始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是以美丽的花朵作为其图腾或象征的民族。以此为背景，按照古人“器以藏礼”的讲法，中国上古政治基本上可称为以礼器作为标识的图像政治。像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浙江良渚玉器以及后来的九鼎、传国玉玺等，都曾充当过这种族群、家国一体观念的视觉相等物。同时，这种由图像表征的政治并不仅仅局限于礼器，而是向人的日常生活广泛蔓延。按《尚书·益稷》的记载，中国自舜帝时代开始服分五彩，并分别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等自然物象绘制于人的服装，以图案差异表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这是中国以审美化的服装图案建构政治权力阶梯的开端。扩而言之，这种服饰差异也被视为族际、国家差异的象征形式。如孔子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唐孔颖达注《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据此不难看出，审美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审美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在其发端期表现出的重要特性。

自上古以降，虽然王朝代有递变，但对礼乐的崇尚构成了变中的不变

    中国历代王朝无一不以“兴礼乐”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志，翻遍二十五史也无一不讲礼乐，这说明了礼乐政治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永恒价值。那么，什么是礼乐？按《尚书大传》，周公在其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然后将政权移交给了周成王，这是中国礼乐政治的发端。具体言之，所谓礼，就个体而言，指人行为的雅化；就群体而言，指典礼艺术；就礼器而言，则指礼仪美术。也就是说，审美特性构成了礼的基本特性。所谓乐，就其内在构成而言，指乐德、乐舞和乐语；就其艺术表现而言，指诗、乐、舞。据此，所谓礼乐政治，无疑就是一种诉诸审美和艺术的政治。《礼记·乐记》讲：“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这说明礼乐政治的施行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而是对人内在善性的发蒙，也意味着顺应人性的教化方式构成了其政治实践的最重要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周王朝以“尚文”为特色，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民进行持之以恒的礼乐教化。这种有类于审美教育的教化方式虽然短时间内难以见出成效，但由于有接受对象的心理认同作基础，它往往比威权性的强制更有效果。王国维在评价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创举时曾讲：“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这里所讲的“万世治安之大计”，正是指礼乐这种从人性出发的审美政治之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易言之，内基于人性，外发为审美，大成于礼乐，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价值。

以爱贯通家国天下，从血缘共同体走向文化和审美共同体

    中国社会自先秦以降，虽然诸子思想多元歧出，但爱依然构成了家国政治建构的基本共识。以儒家为例，这一爱的社会组织法奠基于血缘之爱，即“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然后被放大到邻里，即“里仁为美”；再被放大到社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扩及人类，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从个体到家庭、国家、天下，就成为被以爱的教义连缀而成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家国意识、炎黄子孙观念、天下一体思想正是因此而起的。以这种血缘性的国家论述为背景，中国人进一步以文化认同破解夷夏对立、并作为国家认同的标准。如孟子讲：“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也即生于东夷、西夷并不能作为是否属于华夏的标志，关键在于其执守的文化价值观。而构成这一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就是礼乐。据此来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国家的论述，无论基于血缘，还是基于文化，最终均是以礼乐文明为其旨归。易言之，礼乐对内奠基于从血缘生发的爱敬情感，进而引发为崇礼尚乐的文化价值，最终显现为由礼仪秩序和音乐和谐共构的美好世界。这一进程，表现出从血缘、文化认同最终走向审美认同的总体趋势。

    以上三点，基本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政治诉诸审美表达的特性，也使这种政治显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品格。当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只讲审美教化不讲政治强制，并不足以维系政权的有序运行。正是因此，中国儒家讲礼乐也讲刑政，历代统治者既独尊儒术也讲儒表法里、王霸道兼杂。但是从中国历史看，从来不能因为铁腕政治的有效性而轻看礼乐教化的价值。这是因为，礼乐作为一种审美化的政治，它的非实务性保证了它的超越性，并因此成为跨越族际的普遍价值。同时，礼乐因奠基于人性而对人构成绵长的吸引，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特质而成为悬于未来的乌托邦。在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长期占据精神的高度，能对异族或异域保持长久的吸引力，能历经数千年仍得以有效延续，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的审美政治为人提供了精神的高度和目标。据此我们将不难厘清中国美学和传统国家政治的基本关系：首先，审美化的礼乐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它在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本体地位。其次，中国传统政治带有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对其人民持之以恒地进行审美教化，即诗教、礼教和乐教。再次，中国美学和传统政治的关系具有本末体用的两重性，美既对现实政治实践具有引领作用，同时也以“润色鸿业”的方式服务于现实政治。换言之，美的本体性和工具性、手段性和目的性的双重挟持，使中国美学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因为美的介入而持续显现出人道的光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