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解读学》第三次印刷前言

    《文学文本解读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15年，2016年重印时，匆匆将一望而知之错漏订正。此番再度重印，恭请友人郜积意教授，悉心校阅，本人仔细校勘，除了订正错字，补足疏漏的注释之外，还对某些论述不够精确之处（如对薛宝钗的阐释）加以修改，另外，对西方阅读学中之统计方法的批评，作了必要的补充。

    《文学评论》杂志2015年第4期刊发了美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耶鲁四君子”之首希利斯·米勒的《致张江的第二封信》，他坦言：

    您问我是否相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批评方法，可以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我的回答是，在西方有很多套此类的批评方法存在，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但是，没有一套方法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不存在任何理论范式可以保证你在竭力尽可能好地阅读特定文本时，帮助你有心理准备地接受你所找到的内容。因此，我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

    笔者对此等学说，向来不以为然。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于西方前卫文论诸大师面对文学文本解读坦承“一筹莫展”之困境，坚持具体分析，作系统批判，毅然建构中国式的解读学，对古今中外经典文本作大量的解读。尽管如此，看到米勒先生这样明确地断定“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仍然为他的谨慎而感动。米勒先生只说西方诸多理论，包括解构主义对于文学文本解读无能为力，并没有排除非西方文论可能有的例外。同时，笔者又为米勒先生的思辨中断而深感同情。既然发现文学理论与文学阅读不相容，作为文论学派的杰出代表，对一代理论家陷入这样的困局，为什么不发挥西方文论思辨的特长，追问其原因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马丁·海德格尔早就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西方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人听懂了海德格尔对他们“行不通”的警示。一味把文本当作某种现成物，把自己仅仅当作读者、被动接受文本，前卫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只有进入“作品的被创作”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想象中进入艺术家创作的过程，设想自己是作者与之对话，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这一点，说起来很玄，但是，并不神秘。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海德格尔这一思想的注解：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西方前卫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只看到作品这样写了，没有意识到只有明确了作者为什么没有那样写，只有在想象中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创作过程，才能洞悉作品的奥秘。

    也许这样的思路，在西方文论及其追随者看来，可能是空谈。并不是所有经典之作，都有原稿、修改稿可资对照，但是，笔者在本书中，提出还原和比较，多层次的具体分析方法等，兼顾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但是，对理论家来说，并非苛求。从另一方面讲，阅读之初，也许距离但丁远甚，但是，在阅读中进入分析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升腾到接近作家的水准，是原本狭隘的心理预设和作品的丰富内涵的一场搏斗，越是接近作者的水准，越可能迎来阅读的胜利，相反，则是失败。一千个哈姆雷特，恐怕有九百个以上带着悲剧色彩。当然，失败，不可避免，但是，因为失败，就大言不惭地宣言一切理论都宿命地不可逃避地要失败，并不是其有出息的证明。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说不尽的哈姆雷特，说不尽的阿Q，说不尽的林黛玉，这不是米勒先生所设想的纯粹文字游戏，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把自己的智慧不懈地奉献上经典文本的历史的祭坛。

    笔者愿把《文学文本解读学》证明的希望交给文本的解读和文本解读的历史。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