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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学人小传
朱生豪（1912—1944），著名莎士比亚翻译家、诗人,浙江嘉兴人。1929至1933年入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辅修英语。1933年毕业后，在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辑。1936年正式起笔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译稿两次毁于抗战期间战乱，后补译。1944年积劳成疾，因病逝世，共翻译完成莎剧31部半。朱译莎剧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轰动文坛，“为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为艰巨的工程”。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谨，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采华丽。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国首部《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朱生豪除翻译莎剧，并有中文新旧体诗词、英文诗歌、报刊时政短论作品，其诗歌多重音韵、擅修辞，意象清丽；时政短论精辟尖锐，思想激进，展现了民国时期爱国文人的高远情怀。其诗作未及出版，大部分毁于抗战和“文革”期间。时政短论1081篇，共计40万余字，由其子朱尚刚收集整理，2000年出版。另有《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集》（2012）、《朱生豪情书全集》（2013）等出版。
未完成的《亨利五世》
1944年4月，朱生豪将已译出的莎剧编成《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分喜剧、悲剧、杂剧三辑，原想拼尽毕生之力，到年底把余下的6部历史剧译完，但在《亨利五世》译到第二幕后，病情突变，高烧抽搐，无法支持，从此卧病不起。他自知病重，悲痛不已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译完。”年底到了，朱生豪的宏愿最终未能实现。12月26日，他对妻子宋清如说了句“我要去了”，便闭上双眼，永远地休息了。
2016年岁末，寒冬料峭，夜色温柔，明亮的国家大剧院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正值大剧院建院9周年庆典，又逢莎士比亚忌辰400周年，应时推出的大剧《哈姆雷特》首演获得圆满成功。长安街上灯火晕黄，观众熙攘；人们呵气成霜，驱散了京城的寒意，处处是看得见的兴奋。
《哈姆雷特》对于中国观众并不陌生，然而此次排演的新剧却赋予了经典耀眼的重生：导演陈薪伊在舞台上并置对照了两个时空——一个属于哈姆雷特，另一个属于翻译家朱生豪。
这是怎样一种对话？
舞台中央，数层台阶叠起的菱形平台上，丹麦王室的喧嚣与愤怒穿透了剧场；而舞台右前侧一方小小的空间里，朱生豪在残敝的病榻前奋力书写，与他的妻子兼助手宋清如相守相依。
主演身后的背景墙如同巨大的黑色帷幔悬垂在空中，那是一张焚于战火的朱氏译莎手稿。导演陈薪伊以轰炸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以江南残屋，以卧病之床，向生前译其稿、将一生心血尽注于译莎事业，年仅32岁便匆匆离世的朱生豪先生致敬。
在朱生豪流星般短暂的一生里，一共译出莎剧31部半；他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莎剧全集最主要的贡献者。
恰值莎翁忌辰400年，翻译家朱生豪和剧中人跨越时空的相遇，让我们再一次震撼动容。历史应该铭记，虽然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但那些为了心中的理想拼却一生的前辈将始终不朽。
一
我对于朱生豪先生怀有特殊的情感。他是一座文学与翻译的丰碑，但更是家族中令人亲爱的长辈。顺着江南嘉兴老家土话的称谓，我称呼他“伯公”，即高堂之上先祖父文振先生的长兄。兄弟人同好文学，在英国文学领域分别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各有所得。
祖父早年任教南京的中央大学英文系，抗战中内迁至渝。后辗转至重组的四川大学外文系，便随迁赴蓉担任外文系主任，直至退休。自幼承欢祖父膝下的我，至爱读书。在祖父的书房里、藤条椅边，伴着伯公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的阅读，得闻祖父循循道来那些一个世纪之前的往事。
1912年，伯公出生于浙江嘉兴，仅比祖父年长两岁。幼失怙恃的少年，成长在江南水乡大运河畔的老宅，承载了家族几世的盼望。家境中落，求学数载之际，家族多位长辈先后离世，“只见他脚上孝鞋的样式换了又换”。
然而，生豪先生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
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①
清誉满身的“之江才子”意属中国文学，本已在文学创作上初露头角，如何竟与莎翁结缘？20世纪30年代，生豪先生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实施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和社会上许多黑暗现象，思想上愤懑彷徨。
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生豪先生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当时，祖父文振先生尚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接到兄长来信商议此事，不禁击节赞叹，直称为“民族英雄的事业”，大力支持他译莎的决定。
这样一位在亲朋师友眼中温和腼腆、说话会脸红、“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却翻涌着豪迈的爱国激情，生豪先生给在妻子信中写到——
“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②
信中“某国人”是祖父文振先生在与兄书中所提及的。他在1981年写的《朱生豪译莎侧记》中写道：“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气焰很盛。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的，又正是日本人。”③对于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生豪先生既愤慨，亦不屑，故以“某国”称之。
兄弟二人英气勃发，意气相投，赤子之心尽以译莎为大业，扬我国威，重宣中华风范。
译莎开始之后，时局也继续恶化，生豪先生在1939至1941年期间在《中美日报》“小言”专栏发表时政短论1081篇，鞭挞日伪法西斯，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呐喊，辛辣臧否，达40万余字，袒露出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二
生豪先生译莎自见风流。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中国文学翻译中诚然有诗人译诗之传统。伯公在他的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是极富才华的；不但如此，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
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生豪先生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生豪先生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选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仅在版权保护期内已发行32.38万套全集。”④
不仅就发行量而言，朱译本为国内最多，其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莎剧中那些已经被广为接受的经典剧目译名，如《仲夏夜之梦》《驯悍记》《皆大欢喜》等均为朱译手笔。这些译名既体现了原著的内涵，也是译文汉语言归化的传神之作。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在2012年纪念朱生豪百年诞辰时曾说——
“对于我国译界，乃至整个现代文坛，朱生豪先生是一座高山。他使后人仰视的，不仅仅是他作为翻译巨匠的成就，还在于他献身文学的精神和这种精神铸就的伟大丰碑。”⑤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殚精竭虑。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鲁迅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非垂暮之年长者而不可为？莎士比亚本人出生于1564年，1590年前后就发表了第一部戏剧作品，此时他无非是26岁的青年。
青年般的热血激情与憧憬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更加感同身受，化至笔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苏福忠先生说：“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这是任何译家比不了的。”⑥
经典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生豪先生于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他手头趁手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至1944年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这样的工作强度是惊人的。如1942年第二次补译毁于战火的剧本，从6月到12月半年时间，生豪先生就补译了9部喜剧。事后，在书局幸而找到残存的部分手稿，对照之下竟然发现新旧手稿几乎完全吻合！每每忆及此情此景，我都会落泪，这需要倾注多少心血和精力啊！伯公自幼体弱，是何等忘我的激情使得他义无反顾，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彻彻底底献给了莎翁！
三
生豪先生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其译莎的翻译原则亦在自序中有所表述——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求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这也正是此次全新话剧《哈姆雷特》的导演陈薪伊女士所为之动容的。新剧上演之前的2016年11月30日，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以“哈姆雷特遇见朱生豪”为主题的陈薪伊导演与朱尚刚先生对谈活动。
朱尚刚先生是生豪伯公独子，而今亦年逾古稀。
父亲未及付梓的《小言集》、朱生豪夫妇的其他诗文和书信作品集的结集出版，朱生豪原译莎剧全集的审定，朱译手稿影印版等珍贵资料的面世，等等，朱尚刚先生为此付出了退休后十余年的心血。他还撰写回忆录，并为伯公夫妇作传《诗侣莎魂》，使生豪先生的翻译思想及文学创作成果得以较为充分展现，为我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这样一场戏剧导演与剧本译者后人之间的对谈别有意义。
从执导戏剧演出的角度来看，无论什么样的剧本翻译，最终都要服务于舞台表演，这是剧本最根本的功能。目前，国内最受推崇的莎剧译本仍为朱生豪译本与梁实秋译本。梁译本自有其特点：全面翻译、删节极少、文外加注，于研究者而言提供了大量考据性资料。
然而，正如著名话剧演员英若诚所言：“一句台词稍纵即逝，不可能停下戏来加以注释、讲解，这正是戏剧语言的艺术精髓。”梁实秋的译文虽则“存真”，然而对于舞台表演而言，难免要逊色一些，实为遗憾。
生动且鲜活、优雅而韵感强烈的语言优势，正是生豪先生翻译观中的重要表现。他因病未竟译莎大业，嘱托胞弟文振继续完成。祖父文振先生亦深同其兄之翻译观，坚持以戏剧舞台上的可演性、语言的口语性和生动性为基准，以中国传统戏剧的诗体形式，用白话文将剩余的6部莎剧译出。
文振先生所译诗体剧朗朗上口，可唱易演，自成一体。可惜“文革”中抄家失散，只剩下他教学讲稿中的片段，也从事文学研究的家父朱达教授曾在莎剧研讨会中唱念示范，亦多获专家赞叹。
朱氏兄弟在译莎之路上先后屡遇浩劫，命运多舛，令人唏嘘。
执导《哈姆雷特》前，78岁高龄的陈薪伊导演亲赴嘉兴探访朱尚刚先生。在得知生豪先生始终坚持翻译工程中的反复阅读与译后诵读后，她感怀：朱生豪翻译语言的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歌德曾感叹，“说不完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是举世公认的人类优秀文化经典。从莎翁故居、远在英格兰的斯特拉福德的艾汶河畔，到中国江南水乡朱生豪故居旁的大运河，文化的河流在流淌，在交融，世界遗产滋养着中华大地。
我至今仍然记得少年时代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位家族先辈译著时的欢欣。年少的我如饥似渴地吞吐着书中的文字，含英咀华、灿然生辉的幸福感觉扑面而来。
《哈姆雷特》落幕后，观众为之震惊和感慨。许多观众对我说，读过、了解过莎士比亚，听闻过朱生豪先生大名，但是真没想到他翻译的历程竟如此艰难，如此令人肃然起敬。
要是今天生豪先生尚在人间，也是一位世纪老人了。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他的译作，这么多人为他的赤子之心感动，伯公会开心吧？这个世界会对所有真诚而高贵的付出展露微笑。
注：
①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转引自朱尚刚著《诗侣莎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6页。
②转引自《诗侣莎魂》，第143页。
③吴洁敏、朱宏达著《朱生豪传》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④段自力，“朱生豪莎剧翻译的接受及当代启示研究”，嘉兴市文物保护所主编，嘉兴：《译届楷模 高山仰止——朱生豪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64页。
⑤陈众议，“纪念朱生豪百年诞辰”，出处同上，第5页。
⑥苏福忠：“说说朱生豪的翻译”，北京：《读书》2004年第5期，第31页。
朱小琳，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系主任，中外传记文学学会秘书长。曾赴英美等国访学，研究领域为非裔美国文学、传记文学及翻译美学。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北京市等多项科研项目，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裔美国文学史：翻译与研究”的子项目“非裔美国小说：翻译与研究”。代表作专著《回归与超越：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喻指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导演说
谈起《哈姆雷特》的创作初衷，陈薪伊决定开场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朱生豪。这是出于她的震撼——译稿炸毁后两次从头补译，一生甘于清贫，全身心投入译莎大业直至病逝。对于剧本的取舍，陈薪伊说，在阅读的诸多《哈姆雷特》译本中，她对朱译本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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