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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星期五

    妈妈,记得回家过年

    作者:吴钧尧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5版)

        很多人爱看房,尽管未必买得起。光明正大被领进屋,且能理直气壮数落建材差、巷弄拥挤,口气、说辞,仿佛已是新宅的主人,这样的厚待,依稀微醺。房子最美之时,该像新娘初嫁,一个空房、一座阳台,都婀娜无限。好奇母亲与我看房时的心情,过玄关、转客厅、进厨房,她怎么想象新宅与她的联系?

        置产学问大,除了投资客,人的一生购屋不过数回,母亲仅有一次经验,她充分发挥杀价原则,尽挑毛病,“一部电梯,三个住户,不会太挤吗?而且还是9楼?”售屋小姐显得气虚,“我们也有一部电梯,两户住家的……”她边说边翻检横摆胸口的资料,当真找着,也更认真盘算,来看房的是什么角色。

        当时,我住在新北市三重区,一心想换环境,访屋、看屋,三重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等把新店、中和、永和等台北的卫星城市都瞧过一回,才发现住处不远前的巷弄,悄悄盖了栋崭新的大楼。晚上进售屋招待所,被引领浏览,房子格局方正,双面采光,房间与客厅都通风良善。这比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间新屋都要好。我没把握,约了母亲一起看。

        “厨房小,阳台也小,烧饭、晒衣怎么办呢?”母亲朝我使眼色。我懂。

        此前,三重的房子我住了快二十年。大门的春联,贴过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单位赠予的,也张贴孩子歪歪扭扭的书法,有“福”与“春”,以及正经八百的七字对联。有几年,懒得打扫,对过年这事累了、乏了,“春”字一挂经年,撕扯下时,底色红,墨色浓,似乎定居已久,不忍离去。

        我在三重居住久矣,老家也在此。那是仁爱街二十七巷,邻近三和路、正义北路与龙门路等核心地段。它避居小巷,完全吻合“进可攻、退可守”。它且是“断巷”,巷口高悬“此巷不通”字样,巷弄窄短,机车无法呼啸而过,如果汽车进入,也必须小心如忍者,静静进出,不动声息。后来,爸妈为大哥于三重偏隅之地“分子尾”另购住宅,我随之迁居,一住,就是好几年。

        大哥成家了,再是我。“成家”一词极有意思,男孩必须成长,成为男人;男人要有名片,更要有自己的“门牌”,它是许多男人的另一个名字,也是许多男人的负担与光彩。因为年岁到了,我也匆促成家,非常世俗又非常有男子气概地去物色一块属于我的门牌。母亲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对于脱离羽翼而去、另立门户的孩子。

        我一心逃离三重。它是家庭加工业的汇簇之地,上世纪70与80年代,这里的许多家庭配合时令制作圣诞彩球、过年装饰品。我到家庭理发店修剪乱发时,看到理发师的小孩制作元宵花灯配件,处理洋娃娃衣裳。有一回,竟然看到他们加工针灸用针,偶尔会扎到手指。处理个几百支,老板娘说:“手指都要破皮了。”

        70年代,三重与各种机械噪音混居:锯铁片,嘎嘎喊得急;车床作业,轰轰烈烈。三重是台湾南部人、离岛人打拼的所在,父母都负有养家职责,在这里,对子女的照养也是无法更专心了。

        到我有能力购屋时,大陆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台湾部分产业外移,铁工厂渐渐收起。我离职当奶爸的一年时光中,车床声响渐渐没了,小巷中,传来“芋粿”“菜头粿”的叫卖,未足岁的孩子常跟着小贩“喔咿喔咿”地乱喊。母亲来看孙子,讶异当年疏落有致的房屋已经被我塞满,父亲更毫不客气,“东西一摆就忘了,就不整理,客厅乱得像卧房。”

        我心里抗议。要论爱乱买、爱东藏西摆,母亲绝对更胜一筹。兄弟虽然散居,最终都围绕老家。不知道是我们长不大,还是预知父母会越来越像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习惯,是过年前回老家帮忙打扫。通常是放春节长假的前一周,兄弟三人分头进行。我的责任区域是客厅酒柜,以及几个收纳柜。

        清扫灰尘比较简单,先干擦,再湿抹,可以让酒柜清爽好一阵子。我备妥报纸或者餐巾纸,擦拭酒柜的四面大玻璃。越擦越亮的不只是玻璃,还有当年我们搬进来的场景。老家不老,父母不老,在老家过第一个新年时,父母仅四十出头。过年的前几天,巷口开始堆积各户人家扫荡出来的废弃物,书桌、书架、沙发等,它们断手断脚的,很是孤独,若细看,会发觉它们多数都被贴上了“OK绷”——有用铁钉修补的,有把胶带当作绷带的,它们的确已为原生家庭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废弃物的堆积,便在凌乱跟破败之中给我温暖。“除旧布新”哪,家家户户为了新年,而做了新的布局。年的气息最早不在居家,而在街头。呼息不新,带着点陈腐,我从老家往外走,秀江街、龙门路,街头都是岁月。

        不过,好戏正待上演。清理灰尘,母亲没有意见,判断什么东西该留、该丢,母亲的意见就多了。老家的人务农兼捕鱼,渔获上岸之后就都是女人的事情了,在塑料袋缺乏的年头,母亲用叶子、用报纸包装。搬迁台北,母亲早不卖鱼,但碰到塑料袋,我完全相信母亲会回到鱼贩身份,深恐没有装鱼的袋子,藏起无数个。果然,我处理妥酒柜,帮忙打扫厨房,在桌椅下拿出一只大塑料袋。这一抖,不得了,袋子生出袋子,顷刻间,厨房都满了。有几只,母亲藏匿时没留意污水未干,恶臭阵阵。母亲羞得脸都红了。当我要全数放进回收桶时,母亲制止了,“这些有用啊,留着装东西。”最后,只有几个脏污不堪的被扔进回收桶。

        母亲在客厅,检索被我们判定为无用的那一堆杂乱之物,一件一件拿出。“纸条可以写字。”“订书针生锈了,还可以用。”“镜子虽然裂了,还可以化妆。”一只被遗忘、积垢难除的漱口杯,母亲也坚持留下,“洗刷一下,就亮了。”母亲发现事态严重,她那极其隐晦的收藏癖,因为年前打扫,一一曝光。她变成监工,跟在兄弟们后头,不时传来她与哥哥、弟弟的争辩,哪一个该留,哪一个该丢。

        母亲的收藏功力之深,还是在她走后显露出来的。一伙人暂缓悲伤,寻找金饰、存额跟印章。存折被塞进帽子,高挂在墙上,充分体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印信在三天的搜索之后终于被找到,大嫂情不自禁地喊出来。原来,它被塞进小罐的塑料药瓶。我大惊:“怎么会呢?我猜到很可能在里边,一瓶一瓶打开,都是药。”好在大嫂多了个动作,她把药倒出来——母亲把印信埋在了药堆里,再埋上一层药丸当掩护。

        父亲不死心:“金饰呢?”到家上香的慈济委员说,有一回参访某寺庙,看见母亲备妥金饰,果断地投进了捐献箱。

        为了减少父亲的伤痛,并匀出房间给兄弟们、孩子们轮流居住,看护父亲,我们发动了一次大扫除。当把大袋的衣物、可回收物带到屋外,邻人投来打量的眼神,“呀,还没过年嘛!”这一回,母亲无法跟在身后述说对象价值,以及该丢或不该丢,但这一回,我们收拾得极慢,极慢,仿佛在倾听母亲的声音。

        年初,淡水的新家交屋。几年前买预售屋时,只能凭空想象,而今进入室内,惊喜地发现屋子对面山势蜿蜒,竟有条溪,翠绿清新。顾盼小溪婀娜,遗憾母亲来不及看到,大姊安慰我:“妈妈作仙,什么都能看到的。”

        此刻,房子空荡荡的,就像当年母亲陪我买下的三重住家一样。我完全可以想象它被我堆满的模样,然而,这里不会再有母亲的任何馈赠、精炖的红豆汤,以及她的叨念。它还没贴过春联,我也没有机会与母亲在这个新宅过年。母亲完全没看过这房子,但我想象着与她在阳台喝咖啡,看远山与小溪。

        新房落成,母亲再也不会挑剔什么了,她会问我地址,然后在祭祀时,向众神祈祷,述说我的旧址与新址。

        对于子嗣,母亲的记忆总是很牢靠,无论在人间还是天上。我相信她不会迷路,会回家过年。

        (作者系台湾作家,《幼狮文艺》前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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