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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星期五

    一个清代知县的衙斋生活

    作者:陈彦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3版)
    陈彦参与编剧的花鼓历史剧《山乡知县》(又名《聂焘》)演出照
    终南奥区镇安木王秋色 王明臣摄
    镇安县塔云山绝顶道观 汪效智摄
    聂焘编纂《镇安县志点释》

    编者按  

        知县在中国古代,是最低一级官员了,他们直接面对百姓,因而,留下了许多在民间广为传播的人物形象,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里,也有层出不穷的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作家陈彦,以培训公务员的省级行政学院负责人的身份,挖掘出了这么一个有生命温度的清代知县聂焘。他从知县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三个角度,多侧面观照了一个县令做人、做事的生命精神风貌,尤其是对聂家家风的深度关切,由一封感人至深的“诫子书”,拉开了一个古代官员的精神成长史,相信一定会给今人留下诸多启迪。这是一个苍茫远去的背影,也是一个还在朝我们继续走来的具有优秀传统生命价值的清晰面庞。

     

        在我的家乡陕西省镇安县,有一个清代的知县很有名,他姓聂名焘,字环溪,是湖南衡山县环溪村人。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距今269年前的夏秋之交,他骑着马,也许是骡子,到镇安上任来了。那年他54岁,也有点老大不小了,在镇安,上了五十岁的人,都叫老汉,并且是可以制备棺材板的人了。聂焘是进士出身,又生在南岳衡山这样山川秀丽的地方,家庭生活相对富足,上下几代都饱读诗书,突然被朝廷派到秦岭深处一个山大沟深的小县来,心里自是有些不快。这在他给朋友的信札中有记录:“为报先生春睡熟,道人轻撞五更钟。”他父亲知道后,还对他这种春天睡懒觉的“撞钟”思想,来信批评过。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服从分配,到镇安来了。

     

        镇安县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山川秀美之地,交通发达得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就一个半小时,走高速路,从18.2公里长的秦岭隧道穿过去,也就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可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时代,这里的确是“万峰螺旋,幽寂灵廻”的“终南奥区”。诗人贾岛,在隐居镇安云盖寺时,曾写过这么一首诗:“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当地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谚语:“上山碰鼻子,下山墩沟子,抬头掉帽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镇安当县长的人,到省里开会,也是自挎一个“盒子炮”,雇人牵着一匹骡子,身后跟着一个扛“汉阳条子”的警卫,来回得走半个多月光景的。最近,凤凰网还以头条新闻的方式,推出过一组被网络广为传播的镇安塔云山组图,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房子”,那种在刀削斧劈的高山之巅,临空“磊窠架巢”的技术,至今仍是难以破解的建筑之谜。想268年前,聂知县该是怎样一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走马上任哪!他小小年纪就“束发入学,读书受用,在乎做官”,参加了乡试、会考,又往返京师,进士及第,终于得到一官,却是“入山僻虎狼之窟”“不觉生平意气茫然顿尽”。好在他没有就此消沉,并且在七年后离任时,以“时推陕南第一”的政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听到有人谈起这个人物,后来,时任镇安县长汪效常找我说,看能不能把聂焘的故事搞成一个舞台剧,我那时是剧团的专业编剧,按他的想法和要求,先通读了十万字的县志,然后和汪先生一道,创作了《山乡知县》这个戏,并搬上舞台,演出至今。时隔三十年后,汪先生已作古,我又一次翻开老家的县志,一页页捧读,随着年龄、阅历以及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这些故事,在我脑海中都有了再认识的价值。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知县,在二百多年前留下的,何止是几个赈济灾荒、兴建义仓、廉洁奉公、筑路养蚕的亲民爱民富民故事呢,他留下的是一个地方的风俗、风气与精神脉象。事隔数百年,这些遗存,依然在影响着一方水土的生命质地。那么这个来自湖南的知县,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聂知县的政治生活

     

        一个官员,首先要衡量的,当然还是要看他到底为地方做了什么。聂知县到任后,大的工作,大约干了这么几项:一是兴旺人丁,二是启智教化,三是兴桑养蚕,四是畅通道路,五是修建义仓,六是编纂县志。要说有啥新鲜,也没啥新鲜的,但这六项工作做扎实了,一个县的百姓福祉,也就基本有了眉目。

     

        先说兴旺人丁。聂知县到任时,镇安只有784户、4026口人,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镇安是30多万人口,可见当时的地广人稀。聂焘在几年后修县志时,写按语说:“镇安地僻人稀,万难如通都大邑之烟火相望。”自明末改朝换代以来,人丁日渐萎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辑流移”“开辟土地”“休养生息”。他说“镇安万山盘郁,虎狼之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征缴无度,“民之不逃散,死亡几何哉”。那时“秦岭虎患”严重,动辄伤人,镇安更是“人不敢夜行,最畏虎不敢直名,称为王爷,又呼怕怕”。聂知县到任后,申请省府,要了“短枪、火药”,“复募猎户”,以除恶兽之患,使民“夜不闭户”。在大量“招募垦荒”之余,更根据实际情况“免升科赋”,“丁徭所征不及往时的七分之一”。终使四方流民竞相来镇安垦荒置田,四年后,住家达2562户,人口猛增到8971人。

     

        再说启智教化。聂焘的家乡衡山县,是因南岳衡山而得名,自唐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有意味的是,镇安被称为“终南奥区”,而衡山,在明代就被誉为“文明奥区”,意即文明的腹地。聂知县从那里走来,自是要将文明的种子,带到千里之外来播撒。为创办义学,他甚至带头捐银。在清查“学田”“学租”时,甚至将寺院的田产划归学校之用,在兴办义学,启蒙、开化后生的同时,聂知县还做了大量“移风易俗”的工作。比如“错位婚配”,山民每每将八九岁的女童,嫁给三四十岁的男人,“止图贪得财礼,不顾子女终身,最为忍心害理”,造成妇女大量新寡,引发多重社会问题。聂知县要求“慎重婚配”,男女年岁须得相当,“切勿执迷不悟”。从这些重大变革举措来看,聂知县的执政,是以更加符合人性的长久思谋为前提的,而不是急着弄出一点大的响动来,搞打雷闪电、行风走暴、雨过地皮湿那一套。

     

        聂知县的经济建设,是以兴桑养蚕为抓手的,镇安至今仍保留着栽桑养蚕的习惯,而起始,是从聂知县手上“引进技术”“大力发展”起来的。在兴桑养蚕的同时,根据“上级文件”,他也做过这样的批示:“镇安山中,物产甚多,而民不收其利者,道路崎岖,人迹不通故也。年来构穰、漆、蜜、药材、板、炭,渐次获利,而不知缘修路之故。”他还多次说镇安进入省城的门户没有打开,“门户一闭,则百工无人往来,而财用因此不流通矣”,因而,在镇安的七年,修路就成了他的主要抓手。“兹土七载,羸马麻鞋,疆域六百里,无远不到。”因对山里情况的熟知,而件件抓在了点子上,以致几年后,物阜民丰,不得不多处修建义仓,把富余的粮食都库存起来,以备荒年之需。为修路,为建义仓,包括建义学,七年中,聂知县一共捐银480多两。按照清代的工资标准,一个知县的年薪是45两银子,外带45石大米,一石大米也就平均折合一两纹银,年收入不过100两,而他当了七年知县,把一多半银子都交给了这片山水。当然,这与他的家境有关,在他上任后的第三个年头,曾经给家里寄过100两银子,是用于父母过寿的,那年他父亲八十周岁、继母七十岁,结果又被他父亲捎了回来,说知道他“乐善好施”“薪俸多有缺欠”,让他不要操心家里,当以衙门、民生事体为重。

     

    聂知县的家庭生活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绝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让聂焘在不长的仕途生涯中,放射出了十分夺目的生命光彩。

     

        谁能想象,聂焘上任时,是他七十八岁的老父亲,亲自陪送来的呢?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是骡子,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远千里,鞍马劳顿,送子赴任,大概不是为旅游观光而来,他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有关父亲的责任来的。聂老大概已经看出了儿子对这个任职的不快,因此,他要以他的人生态度与生命坚毅,来感化儿子,从而让他好好在大山深处履职。

     

        聂翁,名继模,别号乐山,专业是一个医生,在当地挺有名。业余时间也写诗、著书立说,有《朱氏家训证释》《乐庵集》为证。他在来镇安的路上,骑在骡子背上,就诗兴大发:“商於六百崎岖路,到此崎岖古未闻,叠叠山盘蛇磴曲,潺潺涧渡马蹄勤。邻家对岭成胡越,老树僵途卧斧斤。听说日斜财狼出,早停板屋卧余曛。”到了县衙,也是顾不得休息,就先去监狱,给犯人看病。在老家衡山时,这是他经常干的差事,因为牢狱又脏又臭,病人都污秽不堪,许多医生很是忌惮,只有聂老是自告奋勇去的。到了镇安,他也是先去给犯人义诊,更给山民望闻问切,甚至还亲自上山采药,研丸熬汤,这是一个医者的道德良知,又何尝不是一个父亲为知县儿子在聚拢人脉呢?他在镇安待了半年时间,见儿子渐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才千叮咛万嘱咐地挥袖而去。人是回去了,儿子却依然放心不下,第二年,他又安排儿媳带着孙子,一起到镇安陪伴来了,在今天,这大概就是组织部门要求的“家属随迁”。也就在这一次,聂老还让儿媳带了一封信,以后,这封被称为《诫子书》的长信,被录入清朝《政令全书》。那是一本为官者必读之书,书里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在历代家训中堪称上乘之作。”老聂到底给小聂写了些什么呢?

     

        一开篇,老聂就说:“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这句话是因儿子来信操心家事引起,紧接着,聂老又说:“以无家信为平安尔。”他说你小小年纪,就在外求学,居家的日子很少,二老已经习以为常了。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工作上:“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说了大事,又说生活细节,针对他“睡懒觉”的事,端直批评道:“居官者,宜晚眠早起。”他说:头梆响,你就要起来洗脸漱口,二梆响,你就该处理公文、考虑一县的大事了,即使没事,也不能赖在床上,关键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儿子在给乡友的信中,大概说了几句颓废的话,老聂知道后,就在信里批评小聂:别人觉得怀才不遇,“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说完这些,又跟他谈与下属的关系问题,说:山大沟深,涉水尤险,虎患成灾,行路艰难,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他说为官者,任何时候情感都不能偏斜,片面,一旦“偏倚”,在社会上会贻害百姓,“在衙供役者,亦然”。接着,他又讲到了钱的事,大意是说,儿子因公做了“赔垫”,害怕“父母忧”,只写信告诉了母舅,他就批评儿子:“尔视我为何如人?”连好消息坏消息都分不清了?“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何况我这个八十岁的老汉呢?“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这是多么明白的一个老父亲哪!

     

        在谈到官场做人时,几段话十分精彩,聂老说:“往省见上司,有必须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意思是不要故意装出一副朴素节俭的矫情样子。还说,你的直接上司是知州,不要因为知州离知府的官位还差些级别,就不把人家当正经知府看待,见了人家还是要“小心敬奉”,但“又不当违道干求,‘尽所当为’而已,凡人见得‘尽所当为’四字,则无处不可行”。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官场是是非之地,大家聚在一起,大县的县官遇见小县的县官,都不免骄傲自大起来,他的格局小,咱不能跟着小,既不要有孤傲之情,更不可存妄自菲薄之心,要像弟弟对待兄长,像“乡里人上街,事事请教街上人”,“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儿子:“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还要做到有错必改,才能“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

     

        在工作方面,他特别叮嘱儿子道:“镇安向来囹圄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怀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多说了两句:自己虽不是一个官医,但一直坚持到监狱给犯人看病,自儿子出仕后,地方上就不好意思让他去了,“然我自乐为之”,连你七十岁的继母,也还在亲自为犯人搓着丸药,“近来益以此为事”。他说,你懂得父亲说这番话的意思,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宜于牢狱尽心”。在说到“山区开发”时,聂老还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着,但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己业,不可强唤,遽行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即时给付,不可使书吏指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老中医就知道“奖劝”于民,而非“强唤”“报官”“巡查”之类,他认为这是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事,即使一心为民,也不可贪图短期效应,强制执行。尤其在他的一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关于“生态文明”的话语:“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财狼。”这是多么包容、宽阔、富厚、智慧的生命样态呀!在教育问题上,他更是谆谆告诫儿子:“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还说对待人才要“出以诚心”,尤其不可“杂一毫戏嫚”。他还特别强调“劝农”“劝学”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

     

        信写到最后,老聂再三叮咛小聂:“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一件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还说人不在官大官小,关键看你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竟血食(祭品)千百年”。这比百姓视为“寇仇”“路人”的那些“高位显秩”者,不是强了很多吗?鼓励之余,他也再三给小聂讲,不要记挂家里,曾子说:“莅官不敬非孝。”他说自己年龄越大,越相信这句话,为官不敬重你的职责,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了。还说现在把你妻儿送来,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山区工作,但要他对妻子好一些,说“凡有不及,须以情恕,官场面孔,毫不宜施”,让他别给老婆摆官场的驴脸、臭架子,并且话说得很硬。谈到孙子,他说镇安偏僻,爷爷、奶奶倒不担心孙子染上公子哥儿习气,但要他在工作之余,加强孩子的课读,也正好借此机会,让自己也多多“与典籍相近”。再后来,就说到镇安“风俗淳古”,他很想念,“我身健尚能复来,得睹地方起色为乐”,其实还是鼓励小聂,他要来,也是想来看看儿子工作上的“起色”。

     

        这封家信一共三千字,却留下了职场、百姓260多年传颂不息的佳话。谁人做官,要是摊上这样一个明白老汉,也就是天大的福分了!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基石,也只有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生命,才可能真正反哺温润家庭、家族,并福及他人、民族、国家,反之,也就只能给自己、他人以及家国招灾肇祸了。

     

    聂知县的文化生活

     

        一个官员的地方治理,仅有昙花一现的政绩是不够的,如若能把政绩化为一种长久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给养,从而让一方水土具有了朝向美好的、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风俗性,才是最根本的治理,而这个治理,就是文化层面的综合建构,要拎起这样的浑然物象,是需要有全面精神生命储量准备的。

     

        中国古代有不少这样的官员,他们也是今天我们要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文化苍穹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县令,在古代是最低一级官员了,而在聂知县于镇安骑着瘦马、穿着麻鞋,于六百里疆域中,“无远不到”时,还有一个叫郑板桥的知县,也在山东潍县,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有意思的是,他们出生只相差1岁,而故去也才相差8年,郑板桥活了72岁,聂环溪活了79岁;板桥60岁因为民请赈、冒犯上司而被罢官,环溪61岁为“丁忧”“挂冠”而去;老郑是去画画去了,他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而聂焘是回衡山教书育人、“立言”著书去了,有《存知录》《环溪草堂文集》四卷存世;他们离开时,聂知县是“父老攀辕哭”,而郑知县是“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

     

        聂知县不仅留有卓著的政绩、美好的官声,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他把镇安自有史以来的人文、地理、建制、里甲、户口、田赋、官师、风俗、物产、古迹,全都详细撰修入志,以十万字的洗练文笔,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数千年的人文演进,他还亲自写下多处“焘按”,文字优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如凿空勒石。比如在《官师》结束时按语:“官有正署,为民父母一也。乃其视署任为传舍,视斯民如秦越,是自外于父母也。”就是说有的官员,把官署只当了旅社,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跟相距遥远的秦国与越国一样,那你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他还说:“自设官以来,累累若若何可胜载。其所遗者,必其可遗者也。然所不遗者,又未必其不可遗。”这是怎样一种哲学把握啊,他对《志》类书籍于官员的颂功记载之真假虚实,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度,把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了社会管理层,因而,在这个队伍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精英,赓续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脉。他们的政绩,不仅在形而下的“养蚕”“修路”“建义仓”,更在形而上的对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灯盏的拨亮与润泽。一些官员感觉“人走茶凉”,其根本原因是,“人在”就没有形成人性生命温度与精神价值发散能量,“拔营灯黑”,甚或“拔营”响炮,就是再也常态不过的事了。

     

        聂焘从镇安离开那年是61岁,在现在也该是退休年龄了。他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而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也算是一种重用,但他急流勇退,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他离开镇安那天,父老倾巢而出,都拉着他的车辕不让走,他激动地吟了一首《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捧檄出南山,回首念山谷……官民父子情,欣戚知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大概是都给他竖大拇指,夸他干得好,他又客气地说:“所赖邀天庥,七载逢岁熟。荒田渐加垦,乡社渐有蓄。险路亦已平,村童知就塾。新建乐英堂,为尔广教育……调任辞镇安,父老攀辕哭。停车谢父老……”他再次下车,搭躬对父老说,要相信新来的知县,会比我干得好。并殷殷嘱托父老道:“愿言课儿孙,殷勤务耕读。各勉为良民,永不犯刑戮。”面对父老的真诚远送,最后他挥泪长吟:“悠悠此心期,梦魂常追逐。”

     

        这种“梦魂常追逐”的双重留恋、念想,已经成为二百多年来一方水土的集体吟诵。

     

        (作者系陕西省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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