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述往】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这位已九十岁高龄的老先生心中，胡华同志“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做出了学科奠基性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正是在胡华的指导和帮助下，戴逸在1951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而在十年浩劫之中，胡华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境，用自己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虽然相处只是短短数年，但两位知名学人之间相互扶助、惺惺相惜、荣辱与共的深情厚谊，值得后辈们学习。

 

    胡华同志离开我们已近三十个年头了，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

 

一

 

    1948年，我和胡华同志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个部，一部是政治部，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部和文工团；四部是研究部。

 

    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毫无所知。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当时，知识青年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

 

    胡华同志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作报告，听过他课的人不下几十万，其影响之广、效益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老师所折服，那时他还只有27岁。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坐在昏暗的小房间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周围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话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

 

    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内外讲课、作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该区队驻地在今天和敬公主府内），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数百上千人。党史中有很多人名、事件、词条，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作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被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胡华和我们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写成草稿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有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和他顶撞几句，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二

 

    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八年抗战，在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留下了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的民众对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

 

    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

 

    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许多党的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借来的，篇目经乔木同志审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提议，用我们三人的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一场狂风暴雨骤然降临，胡华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胡华同志自进城以后，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更加热爱党，投身中国革命，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最重要的罪名是：胡华为新潮书店组织了许多书稿，而新潮是一家私营书店，这就沾上了与资产阶级勾结的罪状。其实，新潮书店的同仁们大多是跟随共产党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当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点，也可以引导、纠正，没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只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胡华同志遭到党内批判，再三检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所写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但还是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从此，在胡华领导下，一个颇有生气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写作，偃旗息鼓，闭门思过。

 

    此后，我调往中国历史教研室，和胡华同志不在一起，见面少了，但有时碰到还会聊天、谈心。胡华同志经过批判之后，锋芒骤敛，谨言慎行，很少写文章，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关心党史领域中如何推进研究工作。他和我多次谈起《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

 

    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胡华同志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的缘起，但他早年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

 

    20世纪6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在率历史系党史调查实习组赴南方访问讲学后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

 

三

 

    我又一次和他长期相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行动使许多人陷入灾难，胡华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队进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完全被剥夺了自由。

 

    “黑帮”们彼此之间，即使是从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形同陌路，不敢公开交谈，但一有机会，还会低声谈几句，通一点消息，说两句宽心话。自己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胡华同志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情。他相信局势会起变化，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

 

    胡华同志是敢和工宣队、红卫兵讲理、顶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队争执起来，为的是要给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减免体力劳动，他据理力争，言谈从容，不畏惧权势，终于说服了工宣队，达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们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动自由，恢复了党籍，但仍是入在“另册”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站的“五七干校”。凑巧的是，胡华和我都分配在养猪班当猪倌，相处近三年，一起喂猪、清圈、做饲料、值班守夜。

 

    “五七干校”中仍然风波迭起，不时敲响批判的锣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其外加了一条新的罪名：胡华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间，曾春节请假回家探望孤独生活的老母亲，因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中竟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

 

    胡华同志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同志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使我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前途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层面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处理，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受，又推回到北京。这个知识分子累赘的包袱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受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传来了好消息，我们将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不至于千里发配，流落他乡，人人喜上眉梢。可胡华同志和我们却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难事：如何处置两年来豢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狗崽刚生下来不久，老乡因喂不起丢弃了。胡华同志从路上抱了回来。小狗通体乌黑、额上有一片白毛，到我们怀里灵活而精神，很讨人喜欢。养猪班把它收留下来，取名“小纠纠”。

 

    胡华同志精心照料，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两年下来，它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白天围着我们奔跑欢跃，帮我们轰猪守门，晚间陪我们值班查夜，人们都喜爱它。胡华担心它走失，或被别人抱走，索性在小纠纠脖子上拴了个小木牌，上写“胡华”，以示其是有主人的。于是，人们也用胡华的大名玩笑着称呼起小狗来。可见我们与小狗多么亲密无间！

 

    现在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给我们增添了一段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养狗、吃狗之风甚盛，况且没有饲料喂，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胡华奉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先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

 

    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狗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回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

 

    1973年春返回北京，见到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梦才逐渐淡褪。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恢复，我们各自回归工作岗位，忙碌着自己的专业。我和胡华同志虽然住地很近，但长谈的机会很少，我感到他历经风雨，磨炼得更加沉着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时间追回来，讲课、写作、开会，他忙个不停，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的为共产党烈士写作传记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他为此勤奋写作，夜以继日、忘我拼搏。

 

    胡华同志身体本来衰弱、得过肝炎，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旧疾复发，转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脏手术前，我去看望他，他身体很虚弱，内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疗，迁延病榻，而宁肯冒着风险，走上手术台，进行彻底切除，以争取治愈能继续工作的一线机会。他就是在如此迫切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谁料到，他这一去竟未能复返。

 

    早年我就学于胡华同志并一起工作，朝夕相处有六个年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作出了学科奠基性贡献的中共党史专家。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