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视角书写

    上大学时，老师分发过一小册题为“东物西传”的油印资料。谈到对2016年学术图书的感受，不禁强烈地回想起三十年前捧读那数页纸册时的激动情景。

    近代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讲论“西学东渐”，忘却了“东物西传”。在西方话语主导下，即使在学术图书中，也难得一见地道的中国本位、中国视角与中国情怀。

    这种状态，已经非常明显地得到矫正。扫描2016年的学术图书，印证了我的这一感受。那就是：中国视角的观览与书写正在悄然升温。

    首先是域外汉籍的回归。所谓域外汉籍，有学者认为是指外国古人用汉字写的书。而我这里所指，则是那些流传到域外的中国典籍。就此而言，近些年对域外汉籍的搜讨、编纂、结集，成绩堪称巨大。由郑金生先生主编出版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即堪称一个范例。

    这是一套花大力气编成的巨编，历经20余年始克成功。全帙403册，一律影印出版，以存原貌。由此巨编，不仅散佚于海外的古医籍得以回归故里，而且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外交流史的学者来说，也不啻一个福音。

    中医之学，既为医术，亦为医道。中医西医，孰优孰劣，固难有定论，但中医之学博大精深，中医之术精妙幽微，中药之学贯通天人，观此巨编，当为不刊之论。

    对海外珍善本古医书的搜讨，与对其他域外汉籍的搜讨一样，体现的是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那么，作为中国传统的典范学科，今人对古代医学应该怎样定性呢？吴国盛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解答。在这本被韩启德院士誉为“最好、最适合当前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中，作者提出，中国古代医学的药学部分主体是地学博物学的本草学传统，其医学部分则可归为人体博物学；药典，其实是药用博物志。

    这样的定性能否被中医界人士接受，笔者不敢确定。但是，吴国盛的著作体现了一种反思性的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却是明显的。书中的一些观点，颠覆了许多经验性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直观感受。从西方理性科学到数理实验科学，阅读到全书的半路，会觉得他太偏爱古希腊人的理性科学了，而对于诸如中国人学以致用之类传统，似乎贬谪过苛。但是，终读掩卷，笔者体会到的，依然是作者满满的中国情怀。

    这本书具有宽宏大度、不温不火、娓娓道来的美德。说是“科学哲学著作”，其实一点都不枯涩。作者不仅对科学采取科学的态度，而且对那些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科学的东西，也具有科学的态度。他不是用科学去猎杀什么，而是以科学去包容。这种给予科学以慈善特质的著作，表现的是科学的自信。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大判断与小结论，但随着他的思路到中西科学的线路上去徜徉一番，肯定不虚此行。全书从思想方法、思维方法、文化形态上区隔中西科学，同时又从科学形态上观察东西文化，给人的启发是相当多的。

    在认识论的前提下，该书重建了中国科学传统的认知体系。如此一来，古代科学依然是古代科学，但随着定义的改变，古代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也转变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被清洗掉，露出真容的，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特价值。那就是在博学的意义上，不是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科学传统。“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而言，一种博物学的编史纲领是大有传统的。”书中提炼出中国人最擅长的部分，点明最不擅长的部分，对于我们反躬自问，无疑是有益的。当然，见仁见智，存在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国情怀的呈现上，李零《我们的中国》一书，最为彻底。它虽然是四本文集，却是一部典型的以中国为本位的书。就连讲“东学西渐”，说的也是中国内部的事，所谓“先秦历史，武化革命，自西向东；文化革命，自东向西。”

    作者自嘲自己的专业“有点乱”。其实，拨开驳杂的内容，会发现此书是以地理作基础，以民族作线索，以融合作主题，以人物作棋子，以行走代串讲，讲述中国的本源与过程，也就是走向大一统的故事。因此，全书虽然几乎不作任何宏观性的理论预设与判断，但试图呈现与维护的，是本真的中国。

    李零代表了当代中国古典学者最高的考据水平，这本书也绝非一般读者所能阅读，更不用说通解。但是，他能够把考据文字作得非常“俗”。以满不在乎的张扬作十分在乎的学问，似乎是他的特点。在考据中，他会融入生命意识与生活感受，夹带上雅俗相间的现场解说与议论，使其考据文字尽量远离枯燥的干冷，附着老酒的暖火，带上浓重的泥土气。其实，他的学问属于沈曾植、王国维一路，原本是属于象牙塔的。

    要看一部专业学者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史，那得看王建朗、黄克武主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分为晚清卷和民国卷，每卷又分为两大本，合计接近2500万字，作者达57位。王建朗说该书意在“全面展示两岸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思考和成果。”黄克武也说该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也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重要贺礼”。这样说来，书中所蕴含的一家亲情结，也就不言自明了。不过，因为采用专题架构，该书未免有些论文集的味道。

    任剑涛的《公共的政治哲学》，是汉语学界首次对“公共”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政治哲学著作，被认为是“一部十分出色的原创性作品，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该书的内容虽然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却完全受到中国关怀的引导，正如作者所说，“就直接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而言，本书研究主题无疑限定了笔者对之的直接呈现。但这并不等于说本书让中国关怀全然退隐。事实上，本书的中国关怀之深沉和全面，几乎可以说渗透到字里行间……因此，本书不是一部参与西方政治哲学争论的作品，倒是借助研究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参与汉语学术界的相关学术争论。”

    中国的视角、国际的视野、长时段的视域。经过近40年积累，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越来越牢固。学术风格同样体现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岂虚妄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