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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8日 星期日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龙大轩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8日 07版)
    海 瑞
    包 拯
    龙大轩 1965年生人,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任《现代法学》副主编,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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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龙大轩 演讲地点:西南政法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12月1日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当代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164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韩信被诛灭三族,享年36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带。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二)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周礼·天官·小宰》对“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够明察,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说法。有些官员,虽然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却疏于职事、怠政懒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树领导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对。

     

        历代衙门正堂上,往往会悬挂一个牌匾:“明镜高悬。”来源于《西京杂记》卷三中所记载的“秦镜”,有的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后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这种设置表明,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清明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条法律规定:“清慎明著”。即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级。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所以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为官清明的典型。人们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们都以办案如神著称,被老百姓称为神探,其实这都是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现。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

     

        《荀子·不苟》篇里有句话叫“公生明”。这句话又被后来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该碑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个人以为,“公生明”就是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公心,然后遇事才能产生明察。古人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清廉、为民、务实”,都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一颗公心,一颗为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开动脑筋、克服困难,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阴县令赵和是个著名清官。与江阴县隔江相邻的淮阴县发生一桩案件。“东邻”农民向“西邻”农民借钱万缗,同时以“庄券”(即地契)做抵押。后来,东邻农民先还八千缗钱给西邻农民,没有打收条。再后来,东邻归还剩下的两千缗时,西邻农民矢口否认已还八千缗的事实,且拒不归还地契。东邻无奈,只好诉诸公堂,然因“既无保证,又无文籍”“诉与州县,皆不能直”。无奈转而求助于江阴县令赵和。和曰:“县政甚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阴县令,管不了淮阴县的案件,否则便是超越管辖权。东邻泣曰:“此不得理,无由自申。”

     

        赵和见东邻冤屈难伸,便为他苦思对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两边的县都有管辖权。江阴与淮阴隔一条江,为了受理东庄农民的案件,赵和给淮阴县去了一纸公文,说本县在江中破获一起“寇江”(江洋大盗)案,同案犯供认,贵县有个西邻农民也参与了此案,望贵县协助缉拿,押送本县听审。淮阴县衙旋即将西邻农民押送江阴县。赵和审问西邻为何参与“寇江”,西邻否认。又令其如实申报家中财产,西邻为解脱自己与“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庄人某人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缗,东邻赎契者。”赵和见西邻说出实情,再叫出东邻对质,西邻只好承认还钱的事实,问题遂得妥善解决。(《棠阴比事》下篇)

     

        赵和作为江阴县令,本无义务为东邻申冤,但他心里装着一颗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会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断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官清明,除了要有“为民”的态度之外,还要有超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

     

        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决疑难问题、审理棘手案件的系统方法,叫作“五听”,又叫“五声听狱讼”。具体操作办法为:“观其言辞,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周礼·秋官·小司寇》)即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听聆、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广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刚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说法。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

     

        东汉初年,69岁的董宣做了洛阳县令,在办理一桩“苍头白日杀人”案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苍头”,代指家奴。该案凶手是湖阳公主刘黄的苍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苍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躲在公主府,没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队中发现苍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的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后汉书·董宣传》)

     

        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传统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民间关于“南瑞北拯”的说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则指海瑞。传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有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专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该说法虽见于文学作品《三侠五义》,不能作为信史,但包拯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品质则是妇孺皆知。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长生方术,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准备好棺材,与家人一一告别,冒死上书:“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议嘉靖皇帝下台。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将其下狱,直到穆宗继位的时候,海瑞才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

     

        清正的文化品格虽然为世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物欲、色欲、权势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窍,难以做到刚正。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桩案件中,原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五两银子;被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十两银子。开庭审理时,原告一说话,县太爷就说:“你不老实,给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给他送了礼,怎么还要打我呢?于是举手叉开五指说:“老爷,我可是有理(礼)的呀!”一语双关,意思是我可是给你送了五两银子的礼的,怎么还打我呀!没想到县太爷也伸开五指,先用手心指着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着被告,说:“你有理(礼),他比你更有理(礼)。给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两为礼,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这个县官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个领导干部被这样的欲或那样的欲所控制,就难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牵一发而动全身”。遇到问题,你想公正办理,别人往往会通过你的同学、亲友,甚至家人来说情。在各种关系的牵制之下,有的人就难以摆正自己的心态了;如果完全不顾这种种社会关系,恐怕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就难以被人认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时,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见。这是何许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书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关进监狱。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结果海瑞接见他时,把他座位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场面,觉得海瑞这哥儿们太不近情理,气得当场离去,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况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写的一副对联。我认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有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才能做到清正。“无欲则刚”源于儒家经典。“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难做到刚强正直的。

     

        古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敢于批评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勇气;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宁愿不要乌纱帽,也要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那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担当。一个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传统廉政文化的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说是百家,其实主要有十几家,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最大。那么,在这两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问题意见不同。

     

        法家认为,治国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员们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观点。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来运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强调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选道德品质很一般的“中人”出来做官,而要“举贤才”,要选个人修养好、品格高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官。还多次出台了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选拔品行刚正的人出来做官。

     

        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无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进入仕途。

     

        还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进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众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清官这一准确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标准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绩的要求。考核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可见官吏考核时,品德方面的标准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文化的传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通过梳理可见,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进一步完善现实的用人政策,推动廉政建设也很有启发作用。

     

        《礼记·曲礼》中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后来直接演化为“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标准:“临财见利,勿取苟富;临难见死,勿取苟免。”遇到财富荣誉,不要苟且得到;遇到困难压力,也不能苟且逃避。“毋苟得”是一种名利观,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苟免”是一种困难观,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实考察一个官员很简单,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标来考察,关键就看他对财富荣誉和困难灾难是什么态度。对待财富荣誉有“苟得”之心的人,对待困难压力有“苟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干部,既简单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队伍的德行才能。

     

        综上所述,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对待财富荣誉要“清廉”,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清明”,对待人为压力要“清正”。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推进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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