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编纂：筑高原 迎高峰

    走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涵芬楼书店，各种类型的辞书摆满了几个书架。读者在此驻足，既能查找《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些中外语文辞书，也可以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等百科全书、专科辞书。有人戏称，读遍这些辞书，便可拥有整个世界。

    辞书是“无声的老师”，可以为读者释疑解惑，带来新知。近年来，我国编纂、翻译的辞书数量日益增多，种类不断丰富，但也存在着重复出版、整体质量不高等隐忧。推动辞书出版良性发展，提高辞书编纂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

提高出版门槛

    2013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189个重点辞书项目赫然在列。这是继1975年“国家辞书基础建构战略”、1988年“国家辞书体系优化战略”之后的第三次全国辞书编纂出版规划。近两年，规划中的《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等陆续出版，让人们对什么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辞书有了实打实的认知。

    “近些年，我们国家出版了一些质量很高的古汉语辞书。例如武汉大学教授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在收罗的对象和范围、体例设计、编校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等主持修订的《辞源》第三版，相较于1979年版的《辞源》，不仅在编纂理念上有突破，编纂质量也大幅度提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文对几种新出版的古汉语辞书赞赏有加。

    “改革开放以来，辞书出版发展得比较快，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专业辞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一批品牌辞书。”中国辞书学会秘书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指出，经过众多专家学者与出版社的共同打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已经成为标志性的精品辞书，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然而，在这些国家重点扶持、知名学者积极参与的精品辞书之外，用“剪刀加糨糊”的方式拼凑起来的辞书并不罕见，编校质量低劣的辞书也屡屡被曝光。

    2016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一批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物名单，辞书正是此次检查的重点之一。其中，有的辞书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二，远超《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万分之一的标准。

    “现在辞书重复出版、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词典有一二百种之多，读者很难辨别。”周洪波介绍，加强辞书质量检查、建立辞书出版的准入制度已经提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之中，“辞书编纂必须以学术领航，编纂者和编辑一定要有学术根底。很多出版社现在并不具备出版辞书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加强相关业务培训，提高准入门槛，对于提升辞书出版的整体质量一定是有好处的。”

编纂思路与时俱进

    “近些年，由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发展，建起了各种语料库，跟几十年前我们编《现代汉语词典》时大不一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韩敬体1964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进入该所的词典室工作。在他看来，虽然技术手段便捷了，但很有创新性的辞书并不多见。

    韩敬体认为，即使同为语文词典，也可以开拓思路，“比如，近年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就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当代华语词汇的面貌。《近代汉语词典》收入的则是从初唐到19世纪中叶的汉语词汇。一个向纵深发展，一个向广度发展，都是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辞书的修订同样重要。孙玉文说：“例如《辞源》‘竈’下辖的‘竈瘃’一词，原释为‘冻疮的别名’，第三版改为‘足跟的冻疮’，释义更准确了；‘竇’下，原来只收了一个读音，但只能管住《辞源》所收的一些词义，不能反映所有的音义配合，2015年修订本增加了另外一个读音，将‘沟渠，大川’一义及相应的书证移到这个读音下，音义更匹配了。至于1979年版《辞源》在文献征引和标注方面出现的错误，2015年版《辞源》大多作了纠正。”

    孙玉文认为，1915年问世的《辞源》和2000年问世的《王力古汉语字典》，在我国辞书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当这些认识成果成为已知知识时，有些已知的知识需要在辞书中反映出来；既有的任何一种辞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是规律。随着人们对于古汉语认识成果的增多，既有的古汉语权威辞书的缺陷也显现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有《辞源》《王力古汉语字典》等权威辞书，但是我们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方面需要修订这些辞书，另一方面也需要另编其他辞书，形成竞争、互补的局面，进一步提升我国古汉语辞书的质量。

编纂理论仍待加强

    从汉代的《尔雅》《说文解字》算起，中国的辞书编纂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但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仍显滞后。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多四少”：跟踪研究多，原创研究少；描写多，理论少；模仿多，创新少；整合或综合研究多，独创研究少。

    韩敬体回忆，当年编纂《现代汉语词典》时，编纂组曾经设想过将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等百科条目交由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撰写。但试行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各领域专家撰写的条目太过专业，一般读者看不懂，也不符合这部词典的风格、体例。后来就改变策略，先由编纂团队成员撰写条目，然后请专家审订，既兼顾通俗性，又确保没有知识性错误。然而，老一辈学者在辞书编纂中得来的这些经验，如今却很难在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承。

    “在很多高校，编纂辞书不算科研成果，很多中青年教师往往是熬到了教授，没有考核的压力后才回过头来编辞书。”周洪波介绍，在当下的辞书编纂队伍中，退休老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许多退休的老教师投入到辞书编纂中来，为传承文化贡献力量，令人敬佩。但长此以往，辞书编纂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得不到有效总结，一些失败的教训也难以得到充分吸取。”孙玉文说，从历史上看，任何文化昌明的时代都离不开辞书的编纂，不总结、继承这些成功经验，未来的辞书编纂还得多走一些弯路，对于我国文化的传承不利。

    在孙玉文看来，真正的辞书编纂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编纂一部好辞书，需要收集大量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需要利用各学科已知条件进行推理，以解决字词的字形、读音、字义问题，这无疑是在从事学术研究。”他说，“将辞书编纂和学术研究对立起来，是没有学理依据的。不仅如此，任何学科门类的发展，都得仰赖辞书的成果，科学、合理地吸收辞书成果，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有积极作用。”（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