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历史观察的时代背景

    近代以来所谓宋代社会“积贫”之说，早已被证明如果指国家财政的长期支绌，入不敷出，或者所言不虚，但如果指社会经济领域，则完全失实。而一些学者估算宋代的经济总量即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使得宋代经济之辉煌似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其所给出的只是一个历史的“虚像”，而非“实像”。

    史学是史家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这句话对于宋史研究领域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宋代历史的看法，一直随着时代演进而变化。近代以来，国人痛感国力不强，备受外族欺凌，类比历史，才使关于宋朝“积贫积弱”的看法逐渐定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促使学界更改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域外也一样。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反思传统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看法，开始调整以往关于中国文明长期停滞不变之说，渐次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国文明“传统内变迁”说，进而到70年代的中古“经济革命”说。在这一系列学术进展中，宋代经济一直是中外学界观察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

    这一领域学术史的基本趋势是一直强调从唐到宋社会经济的跨越性发展，有时，还伴随有关于发展水平的估量不断加码的现象。近代以来所谓宋代社会“积贫”之说，经多方论证，早已被证明如果指国家财政的长期支绌，入不敷出，或者所言不虚，但如果指社会经济领域，则完全失实。一些经典的研究案例，例如斯波义信关于宋代商业发展，以及郝若贝关于北宋铁产量大大超过英国工业革命后1788年的产量等结论，不断被人引述。1973年，英国学者伊懋可出版了一本归纳性的专著《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在中国大陆，则有学者称宋代是中国经济史“两个马鞍形”发展轨迹中的第二个高峰，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漆侠：《宋代经济史》）。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在国际上，这一学术趋势还与学界试图抛弃西方中心论的努力相辅相成。由于宋代在中国经济史上的特殊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场讨论的中心。一些学者试图估算宋代的经济总量，集中体现的就是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目前已出现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更有所谓的占世界总量百分之八十的说法，使得宋代经济之辉煌似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这些估算所依据的，主要是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其《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960－2030》一书所提出的数据。麦迪逊认为，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均GDP达到450美元（国际元，1990年美元）。尽管麦迪逊面对缺乏最基本数据的历史时期，并未说明他到底用了哪种核算方法、具体运算方式为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的说法显然相当迎合公众对经济“发展”的执着，也与近年来国人的文化自信相当合拍，经媒体不明所以地渲染传播，影响巨大。有学者不得不出面厘清，直指其为“瞎猜”（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

    人们学术认识的提高往往是曲折迂回的。现代中国为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也推动着学者更加冷静地观察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这在方法论省思与史实重构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前者的典型研究，是李伯重的《“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一文。李文在方法论层面上彻底否定了“宋代经济革命说”，认为一些研究者用“选精”与“集粹”之法，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也就是，将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个案性记载集中在一起，拼凑出一幅宋代经济跳跃式发展的画面。例如关于宋代粮食亩产量的估算，史籍中留有个别高达6石的记载，不少学者往往将这种相当例外、仅反映局部地区个案性的现象普遍化，结果就大大高估了当时的平均粮食亩产量，其所给出的只是一个历史的“虚像”，而非“实像”。

    后者的典型案例，出现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大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唐宋间“城市革命”现象的归纳，是在日本加藤繁的研究基础之上不断累积起来的。其中要点，认为唐代都市的居民区均以坊墙封闭，市场设在特定地域，坊市分离。官府对市场实行严格的管控。到唐末宋初，坊墙倒塌，市场管控瓦解，中国从中古的坊市制城市，走向了近古的街市制城市。这也就是由众多周知的《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鲜活的历史场景。新近的研究则指出传统的叙述失之于片面。加藤繁的结论，大多依据唐代长安的记载所得出，却被不恰当地推衍到了几乎所有的唐代城市。例如，大多数县城连城墙都没有，怎么可能在其内部构建起分隔居民区的坊墙呢？又如，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勅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理解成只允许在一个县域的范围之内设置一个正式的市场，这不免与当时交换经济发达，农村地区“草市镇”勃兴的史实相矛盾。新近的研究认为这个勅令规定所不得置者，当指市令司官员，而非市场本身，这才与历史的大背景大致吻合。而且，不少个案性记载也表明，许多宋代城市市场仍然集中在唐代以来“市”的地块，并未如加藤繁所论，原来的市“已经化为单纯的地名”“已经不是规定的商业区域”。与此同时，当研究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观察唐宋间城市发展的种种面相之时，他们也经常忽略发展可能面临的极限，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在今人关于宋代城市人口的估算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研究者为了印证当时城市发展的史实，常常不加辨析地引用一些文学性的记述，夸大了城市人口数据。可见，传统的研究过于聚焦于唐宋之间历史的断裂，忽略了二者的继承与延续（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事实上，这些修正意见从未否定唐宋间经济显著发展、超越中国古代平均水平的史实，其目的只是在于提醒人们，应该掌握估量发展的合适“分寸”，全面观察它在各方面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学界倾向性的取向似乎仍然对于各种“发展”现象在念兹在兹，而无心于理性的修正，而这大概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反思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