牦牛,在藏语称为“亚克”(གཡག),英文称为“YAK”。亚克是牦牛的统称,但在牦牛产区各地,对牦牛还有不同的称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牦牛的称谓更为具体、细致。牦牛是牛属牦牛亚属的大型哺乳动物,它与黄牛、水牛有着共同的祖先,即原牛。最早的原牛出现在300万年前,而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大概开始于3万年前。
野牦牛是何时、怎样出现在青藏高原?科学界还没有明确定论。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有两具非常巨大的野牦牛头骨化石,它们出土于“九曲黄河第一弯”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经过检测后显示,其历史超过45000年。这也足以证明,野牦牛比人类更早地出现在青藏高原。从现有资料分析,牦牛的驯养历史大概在距今3500—4500年前就开始了。驯养前的野牦牛,身躯庞大,性情威猛,每头体重至少在一吨以上,甚至更大。
美国学者乔治·B. 夏勒说:“人类对野牦牛的看法混合了想象和现实。就我看来,野牦牛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羌塘,成为这一地区的象征符号。”羌塘是对西藏藏北草原的统称。在今天的青藏高原,特别是可可西里无人区,还存有大约20000多头野牦牛,它们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随着许多保护措施的实施,近年来野牦牛的数量正在上升。
被驯养后的牦牛成为青藏高原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当今世界,牦牛总量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大约为1800万—2000万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如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目前,中国拥有占世界牦牛总量大约92%以上的牦牛数量,它们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肃、新疆、云南等省区。这些地区大都是高海拔地区,海拔都在2000—5000米。
经过漫长的岁月,牦牛的体格、生理结构、机理组织、血液分子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适应了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特别是牦牛那一身皮毛,不但漂亮威风,而且非常实用,具有高度的耐寒性、耐缺氧性。
按照《中国牦牛学》的分类,在中国境内的牦牛,因生存环境和基因的不同,可以分为青海高原牦牛、甘肃大通牦牛、四川九龙牦牛、云南中甸牦牛、新疆巴州牦牛、西藏斯布牦牛、西藏帕里牦牛等十几个品种类别,它们各具特点。
在早期,牦牛的生存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在中国先秦历史典籍中,最早在《山海经》中就出现过“旄牛”的记载。《北山经》记载:“潘侯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旄牛。”《周礼》中出现“旄舞”一词。而《吕氏春秋》还有“肉之美者,旄象之肉”的内容。东汉时期,《说文解字》就已经收录了“犛”这个字,其解释是“西南夷长毛牛也”。汉代还出现过牦牛国、牦牛县、牦牛道等。
藏族驯养了牦牛,牦牛养育了藏族
藏族有句谚语: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一个动物种群与一个人类族群,这样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罕见,具有典型的人类学意义。动物是人类最重要的朋友,牦牛是藏族最重要的朋友。藏族驯养了牦牛,牦牛养育了藏族。
数千年来,牦牛与藏族人民相伴相随,尽其所有,成就了这里人民的衣、食、住、行、运、烧、耕,涉及青藏高原的政、教、商、战、娱、医、用,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精神性格。
牦牛作为高原的运输工具,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西藏阿里的象雄遗址处就曾发现牦牛驮鞍的残片。2000多年来,牦牛驮着牧人的家,四处游牧,甚至在古代战争中,牦牛还成为勇士们的坐骑。就连如今人们在攀登珠峰,也是先由牦牛把登山物资驮运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牦牛肉、牦牛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是牧区藏族人民的主要营养来源。牦牛毛、牦牛绒可以织成帐篷、衣物,也是上好的纺织原料。黑色的牦牛毛帐篷是千百年来牧人的家,用牦牛毛编织的帐篷,天晴时毛线会收缩,露出密密麻麻的小孔,透进阳光和空气;雨雪之时,毛线会膨胀把雨雪挡在外面。牦牛皮是上好的皮革原料,被制成各种生产生活用品。西藏医药古籍《四部医典》《蓝琉璃》对牦牛在藏医药中的作用多有记载,认为其“具有上千种强体养生之功效”。牦牛角、牦牛骨,有的被制成挤奶容器,有的被制成骨针工具,还有的被雕刻成宗教法器,被制成工艺品,在寺庙里使用的酥油灯中的酥油基本上是从牦牛奶里提炼的。
此外,散发着牧草清香的牦牛粪曾经是牧区的主要燃料,陪伴着高原人民度过了漫漫寒冬。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牧民兰则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牛粪》,真实地记录了牛粪在牧区生活中的作用。兰则说:“没有牛粪的日子将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
听牧民说,牦牛还有一种本领,远途旅行时不爱睡觉。它们通过凝望星辰能记住地理方位,所以永远不会迷路。要说牦牛走丢了,其实很可能是它生气故意跑了。
在高原人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处处都离不开牦牛。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高原之宝”“高原之魂”。牦牛的长相憨厚,秉性忠诚,情怀悲悯,力量坚韧,气魄勇悍,它以自己的生命去尽自己的使命。有位藏族学者曾写道:“对于高原人类而言,牦牛是永远的祖先,是祖父母,是兄弟姐妹,是子女,是朋友伙伴,是邻家亲戚朋友……”
牦牛背上驮载的藏族文化
在藏族与牦牛相处的几千年中,牦牛不但是一种物质现象、生产生活方式,而且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牦牛文化。牦牛文化是指在牦牛背上驮载的文化。这既包括历史文化、畜牧文化、器物文化、丧葬文化、生态文化,也包括了高原藏族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审美文化,还涉及宗教和哲学文化。
早在西藏原始宗教——本教中,就有这样的传说:当世界第一缕阳光照耀到岗仁波钦时,便有了第一头牦牛。岗仁波钦是早期本教、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四大宗教共同的神山,也是人们常说的须弥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人们传说岗仁波钦的山褶,就是牦牛的背脊。这个传说充满了对于早期世界的想象,充满了对牦牛出现的好奇。
牦牛这一形象甚至进入了藏族创世纪传说。在藏区广泛流传的《斯巴宰牛歌》中唱到“牦牛的头颅变成了高山,牦牛的皮张变成了大地,牦牛的尾巴变成了江河”。“斯巴”是宇宙或宇宙大神的意思。在大胆、夸张的想象中,牦牛俨然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在藏语中称为“哲曲”,意为“母牦牛河”,而长江水可以被认为是牦牛奶。现今山南地区的雅砻河谷被认为是藏族的发祥地,藏族最早的先民的部落,被称为“六牦牛部”。在遗存至今的藏族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康的壁画上,还画着牦牛的图案。
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天神自天空降世——墀聂墀赞也,来做大地父王,父王来到人间。当初降临神山降多之时,须弥山为之深深鞠躬致敬,树木为之奔驰迎接,泉水为之清澈迎候,石头石块均弯腰作礼,遂来做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也。在《王统世系明鉴》中记载,第七代藏王止贡赞普与大臣罗旺达孜决斗,被罗旺用计谋杀死,篡夺了王位,并将其王妃流放牧马。这位王妃在牧场上梦见与雅拉香波山神化身的白衣人交合,醒来时看见一头白牦牛。之后,王妃生下一个血团,王妃便把血团放到一个野牦牛角中,从中孵出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便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七贤臣”之一:茹列杰。茹列杰后来发明了冶炼术、二牛抬扛稼耕术、熬胶术。牦牛作为耕作工具、沿袭两千多年的二牛抬杠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高原历史的遥远的源头,牦牛的形象就是与藏族人民重合在一起的。在牦牛产区的广阔大地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很多处岩画,其中,多数都刻有牦牛图案。
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交界的若尔羌出土了部分金质野牦牛饰物。据考证,“若尔羌”的意思是北方牦牛之地,这件物品被认为是汉代时期的作品。1973年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出土的青铜牦牛,重达80公斤。这件作品造型古朴,气势雄浑、结构严谨,后来被专家鉴定为吐蕃时期的作品,是国宝级的国家一级文物。
当佛教进入西藏,佛教再度兴盛,在众多的寺庙的壁画、唐卡和法器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牦牛的形象。如西藏牦牛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彩绘牦牛哈达,图案奔腾欢快,吉祥悦人,栩栩如生。
到十三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位祖师、元代帝师、著名的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学者: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1280年),曾写下一首《牦牛赞》:
体形犹如大云朵
腾飞凌驾行空间
鼻孔嘴中喷黑雾
舌头摆动如电击
吼声似雷传四方
蹄色恍若蓝宝石
双蹄撞击震大地
角尖摆动破山峰
双目炯炯如日月
恍惚来往云端间
尾巴摇曳似树苗
随风甩散朵朵云
摆尾之声传四方
此物繁衍大雪域
四蹄物中最奇妙
调服内心能镇定
耐力超过四方众
无情敌人举刀时
心中应存怜悯意
这首诗从头到尾、从角至蹄,对牦牛赞美不已,“此物繁衍大雪域,四蹄物中最奇妙”。作为一名宗教领袖,八思巴大师还不忘提醒,“无情敌人举刀时,心中应存怜悯意”。
在以文学方式赞颂牦牛的作品中,又以珠峰脚下的绒布寺每年萨嘎达瓦节期间举办的牦牛放生仪式上的说唱最为经典。说唱词是由十五世纪绒布寺上师扎珠阿旺单增罗布首创的,流传了几百年。比较特殊的是,在这个宗教节日期间,所有活动都是由僧人主持的,唯有牦牛礼赞这项活动是由俗人,也就是由放牧牦牛的牧民主持。这个仪式先要调集四十多头牦牛,再从中选取七头毛色不同的牦牛,赞颂主持人先在牦牛腰椎上面用线缝上不同色质和写有不同经文内容的经幡。之后,由赞颂主持人一边唱着《牦牛赞》,一边在牦牛身上用朱砂画画,并在牦牛角头、角腰、角尖、额头、眼部、耳部、鼻梁等部位涂抹酥油。最后,给牦牛喂食糌粑、青稞酒等,在“咯咯嗦嗦”声中,圆满结束《牦牛赞》的唱诵。
在西藏许多著名的寺庙圣地,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哲蚌寺、古格王朝遗址、东嘎皮羊遗址,那些千年遗存的壁画当中,都绘有牦牛的图案。其中布达拉宫的一幅壁画,讲的是在莲华生大师的开启下,人们从猎获的野牦牛的嘴唇的咸味,发现了北方高地的盐湖,此后人们就到那里驮盐了。在西藏高原的牧区乡村,到处都有挂在门楹上的牦牛头、绘在墙壁上的牦牛画、刻在山野上的牦牛图,这些都有镇魔避邪的作用。
藏族人民的精神家园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博物馆”在最早的拉丁文中含有“智慧之神寓所”之意。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各地的国有和民间博物馆方兴未艾。除了综合性博物馆外,也出现了一些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成为更多民众的文化选择。
在牦牛博物馆最初的设想和筹建过程中,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建牦牛博物馆?我认为,牦牛的被驯化、被畜养、被役使、被广泛利用,以及被产业化、被精神化、被艺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独特传奇,这是一个极好的博物馆题材。牦牛博物馆是一个以牦牛为载体、表现牦牛与藏族关系、展示牦牛驮载的高原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在很多人对牦牛博物馆还持怀疑态度时,最早理解牦牛博物馆的却是高原牧民。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博物馆”,藏文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个词。我们给牧民介绍,这是一个“亚颇章”,意思是“牦牛宫殿”,他们马上就理解了。
藏北申扎县的牧民日诺、比如县的牧民才朋对我说,牦牛跟着我们几千年,我们养了一辈子牦牛,现在要为牦牛盖一座宫殿,我们支持!日诺给我们讲述了多年前为了防止雪盲,用牦牛绒编成眼罩的故事,他根据记忆,现场给我们做了一个牦牛绒眼罩。日诺全家人还一起捻线、编织、缝制了一顶牦牛毛帐篷,坐了三天车来到拉萨,将帐篷捐赠给我们。才朋开着汽车,装了一车与牦牛相关的生产工具捐赠给我们。
在我们看来,博物馆不应当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应当是本地区人民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是自觉的历史动物,只有人类才会有意识地尊重自己的文化记忆,只有人类才会努力从历史的方位中来理解自己。
按照我们的设想,牦牛博物馆里应当有三头牦牛:第一头是“自然与科学的牦牛”,就是从自然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牦牛的起源与迁徙、驯化与畜养、分布与特征等;第二头是“历史与人文的牦牛”,从牦牛与藏族的关系、牦牛在高原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历史中的作用来展示;第三头是“精神和艺术的牦牛”,展示作为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的牦牛。
有人问牦牛博物馆能展示什么物件?镇馆之宝又是什么?博物馆不是古董店,也不是鉴宝所,从反映人类历史生活和文明进程的意义来说,所有藏品同样都是有价值的物证,所不同的是其稀缺程度和由此造成的市场价格。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有一堵专门请牧民垒砌的牛粪墙。可能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也没有把牛粪作为展品的。但牛粪作为牦牛产区历史上最重要的燃料,曾经温暖了世代牧人的生活,这不就是历史生活的物证吗?
在筹建牦牛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在牦牛产区进行了近3万公里的田野调查,也征集到一些非常稀缺的藏品。这些稀缺的藏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价格有多么昂贵,而是因为它们真切地印证了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牦牛文化的象征,它们本身包含了遥远而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展品中,有几件牦牛皮毛制作的装瓷碗的碗套碗盒,年代并不久远,大约只有一二百年。一二百年前,西藏的交通运输极其不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景德镇生产的瓷碗要越过万水千山才能到达青藏高原,到达牧民的手中非常珍贵。当时,为了保护这个瓷碗,人们就用牦牛皮制作碗套,用牦牛毛编织碗盒,把瓷碗装在里面。这样一来,无论是外出放牧,还是旅行朝佛,都能保证瓷碗不会破碎。今天的西藏,交通、商业都非常发达了,拉萨的市场上可以随处买到价廉物美的瓷碗,反而这些牦牛皮、牦牛毛制作的碗套碗盒倒成了稀罕之物。
一位藏族诗人曾经写道:“雅鲁藏布江上的牛皮船,曾经是一个民族动荡的房间。”有一次,我们到拉萨郊区的俊巴村调查,看到那里的牛皮船。船一般是用四张牦牛皮缝制成的,是在没有桥梁的年代渡过江河的工具。最具喜剧色彩的是,二十多年前,县里给这个村分配了第一台拖拉机,因为没有桥梁,这台拖拉机居然是用牛皮船装载,渡过雅鲁藏布江运到村里来的。现代化到来的过程是多么有趣啊。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要记录这个历史过程,而不仅是展示宝物。
我们为西藏社会发展而欢欣鼓舞,但需要保存以往历史生活的记忆,从而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博物馆是公共性、共享性的文化机构。国外有一套资助博物馆的办法,我们国家也在探索试行,也会越来越完善。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是需要资金的,但博物馆本身是公益性、社会性的,博物馆不是交易所。即使是私立博物馆,也不能成为贩卖地。西藏牦牛博物馆现有的藏品中,大约有50%是当地人民无偿捐赠的,这在中国的国有博物馆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当我们看到来自牧区的百姓、来自乡村的干部,有的是一家四代人,甚至还有一位近百岁老奶奶坐着轮椅,来参观牦牛博物馆时,我们感到欣慰。因为能够成为当地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座博物馆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牦牛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牦牛精神”: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
吴雨初 1954年生于江西,1976年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进藏工作,长期在县、地、自治区工作。1992年调回北京,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2011年重返西藏,现任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著有《藏北十二年》《最牦牛》等。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