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大学管理,何处是归程

    作者:陈平原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3日 13版)

        【论教】  

     

        去年四月,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谈中国大学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年—1937年;再就是1998年—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当代中国大学公平发展的步履与生机》,《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5期)。最近这些年,我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谈及中国大学充满张力的“既乱七八糟,又生气淋漓”的有趣局面——国家投入剧增,科研项目林立,奖励繁多,人才辈出,但显得有些虚胖,管理上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我有点担心,如此“万马奔腾”的局面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

     

        对于近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因投资剧增而办学条件迅速改善,我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这四大工程(“211”,“985”,2011计划,两个一流)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211”。“211”工程最初的设想,是“为了面向21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央及地方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不要追问何为“世界一流”,反正在原有基础上“大有长进”就行了。“211”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踏上这个台阶,是大好事”(参见陈平原《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2015年3月27日《文汇报》)。因此,在我看来,最佳方策是落实当初的承诺,“成熟一批吸取一批”,兼顾公平与效率,用增量办法来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抛弃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211”工程,对于那些就缺临门一脚的大学来说,固然是严重挫伤;更可惜的是,无法借此调整中国大学布局,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依我之见,这四大工程中,“211”属于“雪中送炭”,其他三项均为“锦上添花”。改造并推进“211”工程,让更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已大有长进的大学入列,可扩展优质教育的资源。若一味“优中选优”,对于若干名牌大学来说,确实大有好处,但这种类似“奥运金牌战略”的发展思路,不利于中国大学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回头看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各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么大;如此三六九等,若彻底凝固化,绝非好兆头。

     

        我并没有说全国两千多所大学应该迈开腿齐步走,只是希望给那些有雄心、肯努力的大学提供上进的空间。从1995年公布第一批15所“211”大学,到2008年底第四批5所“211”大学新鲜出炉,短短十几年间,各大学都铆足了劲,在争创“211”的道路上快马加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惜的是,闸门哐当一声落下,不少信心十足且准备充分的大学,从此被拦在了大门外。既然“211”已经成为很好的教育品牌与评价指标,为什么就只能局限在112所呢?“若我们不急不缓,有序推进,到2050年,建成150或180所“211”工程大学,有什么不妥?”(《我为何要“充大头”,为非“211”高校说话》,2015年4月3日《文汇报》)

     

        我当然明白,随着2016年6月30日教育部官网宣布《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等失效,这持之以恒、改造并推进“211”工程建设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大学中人,眼下都紧盯着“两个一流”这块“大蛋糕”,不再提“211”和“985”,连出台没几年的2011计划也都无人理睬了。因为,从目前显示的诸多迹象看,国家及各省市对“两个一流”的投入会很大。作为关注中国教育多年的老教师,欣喜之余,我还是有不少疑虑。

     

        第一,以现在中国大学格局,再评一两次、三五次,获益的总是那些精英大学。有机会出席“豪宴”的,很可能就是原“985”大学,连“211”大学都不太够格,其他的就更只能“过屠门而大嚼”了。鼓励自由竞争,想象有一匹(甚至一批)“黑马”奔腾而出,凭借自家实力,从底层迅速跃起,那只能说是“神话”。我的基本判断是,马太效应将因此举而进一步加强。

     

        第二,原本希望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各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性,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及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偏差时,方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出手(参见陈平原《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从“章程”看大学与社会之关系》,2014年12月15日《经济观察报》);现在看来,制度性创新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很可能徒有虚名,还是回到运动式管理的老路。

     

        第三,高等教育是个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确定发展战略后,最好是根据时势适当微调,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若非万不得已,不要急转弯。过于频繁的政策调整,表面上看不断地上一个新台阶,获得一种新视野,实则欲速则不达。办教育须有长远规划与平常心,短期内各大学自由腾挪的空间并不大,“步步为营”比“大跃进”更值得嘉许。应鼓励各大学自我做主,发掘潜能,苦练内功,稳扎稳打,而不是寄希望于一系列的填表与评估,达成“跑部钱进”的目标。过多的管制与评审,必定造成眼睛向上的思维定势——即便领导全都出于公心,下面也会养成等候与迎合的心态。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尴尬局面的最佳方案,便是“抓小放大”(或曰“抓弱放强”),让那些已通过多次评估、证明办学资质不错的大学,充分行使办学的自主权。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三届年会上的发言)

     

    光明日报
    中华读书报
    文摘报
    出版社
    考试
    博览群书
    书摘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