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我们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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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英法军队在西线战场与德军的殊死战斗，更加熟悉马恩河、索姆河、凡尔登这几场伤亡无数的战役，而对于“一战中国劳工军团”这个名字却相对陌生或者闻所未闻。一战期间，大约15万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西线战场，给英法军队提供后勤保障，用汗水甚至生命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个人群很快便被无意或者有意地忘却。英国现存的4.3万座一战纪念碑中，没有一座是为他们而立的。为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状况，英国华人发起了一场名为“确保我们永记”的全国性运动，要在英国为一战华工竖立一座纪念碑。

    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华裔政治家陈德良先生。陈德良是英国华人参政的典型代表，曾在2009年当选大伦敦地区红桥市市长，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2014年，他被任命为英女王副官。

    “竖立这座纪念碑的目的，是为了还一战华工一个公道。”陈德良在办公室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告诉记者：一战华工在英国4.3万座一战纪念碑中没有一席之地；英国在一战之后颁发了60万枚战争奖章，大部分人得到的是银质奖章，中国劳工拿到的却只是铜质奖章，而且，中国劳工的奖章与别人不同，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工作代号；他和同事们在英国各地的调研中发现了数十个华工墓碑，也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认为，一战华工应该在英国得到更好的待遇。

    陈德良说，竖立纪念碑的意义，不仅有纪念一战华工这一群体的历史意义，也有提高华人在英国地位的现实意义，将有助于让更多的英国人了解中国人在一战中为英国作出的贡献，增强英国人对华人的理解和尊重。

    陈德良在1996年与英国上议院首位华人勋爵曾秋坤创立了“英国华人社会论坛”，旨在提高华人地位，并让华人了解“政府的哪些政策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这场“立碑运动”中，“英国华人社会论坛”是牵头组织，另外还有9个与华人有关的组织参与其中。

    论坛的现任主席史蒂夫·刘负责了大量具体事务。他告诉光明日报记者，参与的组织中囊括了英国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三大主流政党的华人分支机构。他开玩笑地说，这些机构因为政见不同，平常争吵不断，“立碑运动”是第一次让他们坐在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史蒂夫出生在英国，父亲来自香港，母亲是英国人。记者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座办公楼里见到了他。他虽有一个中文名字——刘中庆，却完全是西方人长相，仅仅会非常有限的中文。他持有英国护照，但是每提到中国时，都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的国家”。他向记者透露，这场“立碑运动”引起了个别英国人对他的误解，甚至有人用“反英”的字眼来指责他。但是，他说自己没有反对任何人的意愿，只是为了寻求公正。“我们的‘立碑运动’，并非是为了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和批评指责，只是为了承认和纪念。”

    为了更好地动员各方面力量，史蒂夫做了大量基础调研工作。在英国国内，他在国家档案馆查询了相关资料，与对一战华工有一定研究的英国杜伦大学进行了交流，接触了当年在山东招募华工的英国人的后代。在国外，他前往华工的登船地点中国山东，搜集第一手资料，还3次前往香港，与著有一战华工相关书籍的英国作家格里高利·詹姆斯会面，并与加拿大一部华工题材纪录片的导演保持沟通。大量的调研工作，使史蒂夫成为这一问题名副其实的专家。

    他介绍，英、法在一战初期大量人员损失后意识到，战争将是持久战，获胜的关键将是看谁能在前线部署更多的作战力量。为了解放国内人手，英、法将视线投向中国，法国从中国以合同形式雇用了5万名劳工，英国则雇用了9.6万人。尽管英国人最初承诺，不会把华工派往前线，但是他们在到达英国后，几乎全部被派往法国战场。

    在战争中，华工承担了搬运货物、建造营房、挖掘战壕、装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等重体力工作。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华工没能在第一时间顺利回国，而是被留下继续清理战场，例如填埋弹坑、挖掘哑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华工把牺牲的英国军人埋在了专门的战争公墓以备后人纪念，却没有人为他们修建一座纪念碑来记住他们为英国作出的贡献。”史蒂夫说。

    对于有多少华工在一战中失去生命，陈德良说难以找到可靠的数字。华工有的命丧前线，有的死于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还有人在战后留下来挖掘哑弹被炸死。另外，有些人还没有抵达欧洲就死在路上。1917年2月17日，一艘载有中国劳工的船只在前往法国途中，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543人丧生。英国此后不得不改变华工运输线路，华工从山东出发后，改为向东穿过太平洋，再乘坐车厢封闭的火车穿越加拿大，然后乘船经大西洋抵达英国和法国。艰苦的运输条件，使不少人命丧途中。陈德良还指出，有很多华工尽管在战后平安返乡，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本报伦敦12月11日电 本报驻伦敦记者 林卫光）